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2）

　　胡适后来讲，“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并认为当时的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都显现在眼前了”。[4]他揭示空谈“主义”的危险，提醒国人要警惕把“主义”做“招牌”。张东荪也认为，“变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却莫若这个‘主义’”。[5]在“假、大、空”的主义五花八门而莫知其玄的情势下，提醒国人要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一些盲目依从，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胡适并非提倡光研究问题而不谈主义，反而十分强调学理输入的重要性。胡适说：“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6]主义要谈，但不能不加思考不作研究地空谈。胡适谈论问题与主义是以他的实验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早在1919年春他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7]介绍杜威思想方法论，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方法。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刊发后，首先是梁启超的朋友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的一组回应文章，强调学理或“主义”的重要。李大钊也给胡适写了封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由胡适刋发在《每周评论》上。胡适本人又先后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进行论辩，试图将论争引向深入。其中《四论问题与主义》本来要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7期上，但这期刊物在印刷时即被北洋政府封闭，后来《胡适文存》第一辑出版，胡适才将此篇及蓝、李的论辩一齐收入。随后，在其它刊物上又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鲁迅、顾颉刚等人也发表了自己关于“问题”和“主义”的看法。而在这场论争之前，严复从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西方哲学史角度，对中国当时“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做出了预言。对于各种问题和主义的研究，则也在论争之后开始呈现。于是一场有许多名流学者参加的思想论争，在“后五四”纷繁复杂的政治情势下得以展开。

　　论争是在心平气和互相尊重的氛围中进行，论者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的概念、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与“主义”关系等方面展开了论辩。为什么要多研究“问题”呢？陈独秀说：“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8]其时陈独秀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多研究问题是因为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危机问题日益加重。胡适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9]研究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胡适认为：“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他还说：“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10]

　　论争的分歧之一在于“问题”的性质。蓝公武认为 “构成一种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观的反省”。主张用主义唤起人们对现实的反省，才会有问题意识。并将问题划分为抽象性问题和具体问题。而“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问题不限于具体，抽象性的更为重要；而当问题初起之时，一定先为抽象性，后才变成具体性的”。而“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 蓝公武认为胡适“太注重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11]蓝公武的辨驳多是基于学术，胡适也承认其所论“是有相当真理的”。

　　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主义与努力》等文章，阐释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出“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强调“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12]认为研究和解决问题是比宣传主义更重要的事。李大钊虽不赞同胡、陈，但也承认“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