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

　　　　　　　　　　　　

　　1919年7月20日，胡适先生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囿于个人认知和时代变迁，后来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误解。九十年后我们来回顾反思和再评价这场论争，显然是有意义的。

　　五四是新文化、新思想和各种外来“主义”炫眼耀目的时期，旧的传统思想遭冷遇，青年受时髦主义的影响，情绪浮躁，或一知半解就成了这种或那种学说的支持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也通过宣扬各种主义来美化政府统治，兜售“过激”主义。以致当时无政府主义最为走俏，国家主义也甚嚣尘上，社会主义更是形形色色，王揖唐、陈炯明等都奢谈社会主义，搞得孙中山都疑惑：“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1]五四狂飙后不久，胡适冷静地告诫那些主义的迷信者：抽象理论不能取代实际问题，对主义和理论必须加以仔细研究，而不能作为口号，唤醒民众对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认识。胡适的立论很快有蓝公武、李大钊发文驳难，后又有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述己见，很快形成一场很有意义的思想论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后人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间，但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众所周知，解放初年大陆官方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让胡适也颇感这场论争的政治意义非凡，在晚年回忆里亦用“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来加以描述，这又被某些操弄意识形态的人看作是胡适的“主动招供”。而实际上中共当时尚未成立，很难说当年的论争就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发起和论辩

　　胡适是喝过洋墨水的“洋博士”，与安徽同乡陈独秀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回国后及至北大任教时的心态是只专注于文化学术，而不想参与政治讨论，曾许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他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因为“政治干扰”，而不幸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轨道。当然，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使新型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摆脱其源自本性的政治诉求，况且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开放活跃，千年来的经世济民、家国天下情怀，使任何一个思想者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现状及其出路，都不能不有所思考和有所表态。当时西方各种主义已在中国大肆宣传流行，而关乎国计民生大大小小的现实问题，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并拿出解决方案。胡适对此深感担忧却隐忍未发。

　　热衷于政治的陈独秀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胡适虽也经常投稿，但他“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1919年6月中旬陈独秀“因政治活动”被捕，胡适来接办，“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2]到1919年8月31日[3]《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前后共出刊37期。其第1至25期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从26期起由胡适主编，他们三人都是北大教授且是好友。而《每周评论》正是“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阵地，胡适也因接手《每周评论》从钻研学术转向谈论政治，针对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也高谈民生主义，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