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侨1918：中国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保护侨胞（5）

武装护权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1917 年12 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 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 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1919 年11 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回归中国； 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1920 年5月签署新的局部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 1920 年9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 1921 年8 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1922 年1 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 一个虽仍羸弱，却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

自强自立 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随着协约国军队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

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

民国著名学者曾友豪在《中俄协定给予中国之利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知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民国六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 果然，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实际上，其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 1921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但是，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护侨的绝响。 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护侨之兴衰，恰恰验证了《左传》中的箴言：“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