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横刀：朱德自述护法战争

　　　　　　　　　　　　　

　　世界帝国主义的大战，已延长好几年了，在国内，北方政府，由袁世凯又转到段棋瑞一流人的手里去。一九一七这一年，我们退到叙府、自流井、泸州，接着就是靖国军起来护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国会，而掀起倒段护法的运动来了。

    　这时段就派了吴光新到四川来，和四川军阀一起来打滇黔军，东打西打又打跑了北军，熊克武来做了督军。本来，我们护国军时，熊是四川人，随护国军人川，发动四川旧部，因为都是同盟会的人，就帮他成立了一个师。云南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不过在那时候，我们也蠢得很，总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帮人家一搞就成了个师，我们却抱定了精兵主义，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那时候如果能多多组织军队的话，那么革命前途会好些。不过实际我们一团却可抵着三四个团，可是后来人渐渐打得少了，最后只剩下五个混成旅、十个团，却打了百十个团。

   　 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结果我们把熊克武、刘湘、刘存厚、旦怒刚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宁。

    　那时知道回云南是没法的，非搞出一条路来不可。我们不肯回去，大家都反对唐继尧，晓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没有饭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们讲，革命总要在外面发展才成功，主张打。我那一个混成旅最强。他们怕，结果，他们这一师下来，我们一旅上来，就打垮了他们两个师——那时，刘伯承还在那边当连长。这样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杨森，他们都引退到保宁（阆中）去。大家不愿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吕超当了督军，但是顾品珍又不愿意，想自己做督军，不支持吕。结果，他们又从保宁来了一个反攻，我们又退向泸州，把我们的军长赵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们在一九二○年就退回云南去了。

    　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有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幼年时的朋友吴绍伯在我在云南时，他也来了，后来就在旅里做事，现在就病死在泸州了。他还是思想很好、蛮新的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那时正苦于打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自己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因为那时周围旧社会势力，逼得很厉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总甩不脱，天天总是官场那一套……其实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只有“不做工不吃饭”的才摆脱得开。我和孙炳文常常谈这个问题。

    　在那时，除《新青年》以外，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卢梭的《自由论》等很多革命书籍，而且在新学堂时自由、平等、义务、公德之类，已讲过，已充满了脑筋。

    　这次护法靖国军运动，具有充分的革命意义，一贯是反袁、反北洋军阀的。那时南北成了割据的势力，军阀混战，七八年间，革命是消沉了——同时，因为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而且革命只发展在南方，北方还是压迫的。在南方也只是滇军支持。湖南失败了，湖北军垮了，四川混乱着，只靠云南做着革命的种子。（摘自《朱德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