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3）

   　 先是四五个月以前，许世英忽向段前请派我为京汉局局长。因当是时我正在国务院任秘书，我表示不愿就，与许同在段前交涉。许谓：“屈汝为局长，为我作耳目也。”段遂劝我暂就，为许帮忙。至租车之议垂成，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三局长，以合同见示，且约联名。我立时却之，且告以租价惊人，须知车非路轨何能运输一切费用在内，故每日定为四元；且各局互调，报销归部无分彼此。商人只有一车，何能引此例为比较。外议沸腾，嘱其谨慎行事。我即夕以此事始末告之于段，段谓许隽人何言？我答尚未往见。段曰速去速去。我到许宅，谓许已四处寻我。因彼已得王家俭报告，我推却签此合同。于是许垂询及对此事意见。我乃以此事决不可办之理由告之，且告以祸在目前。我闻徐树铮己将王隘炜通同舞弊之确据，日内必定在检察厅起诉，并告其金、鲍等人新组织之公司，虚有其表，被原系德商买加大战后失业，故冒险作此勾当。许谓此等内容我均不知，即夕派参事雷中夏、路政司司长曾鲲化查办。雷秘告王隘炜即夕潜逃。次长既逃，遂将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等正副局长送法庭办理。许一面对黎、段自请处分，求去。经黎、段挽留，此事始告终了。徐树铮去职之后，在府院之间，陶引起此一段风波也。

    黎段失和主要原因

    黎就职后，以黎段素日交情，又兼以此次拥戴继任大总统，宜可欣合无间。盖黎入居东厂胡同荣禄旧邸，系洪宪之赐第，黎以武义亲王之身份入居，与领衔劝进等等行办，当时非不可加以挑剔。而段为顾全大局，在所不计故就职之初，意见甚融。后以黎之左右，如金永炎、哈汉章、黎谢、丁佛言等，所谓四大金刚是也，从中挑拨作梗，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不但不从中拉拢，常以小事屡次与府员冲突。

    对德宣战为黎段失和主要原因。盖段祺瑞虽早岁留学德国，却无盲目崇拜之意，另一方面得梁启超文字上、口头上之力不少，因梁曾有文字条陈说明外交关系与德国当时形势故段主张对德宣战最力。经两院开会通过对德断绝邦交，国务院即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除总理与外交总长为正副会长外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精卫．汪大樊、张图淦等为评议员。关于处理德侨与对协约国应提条件。招募华工．供给物资、改正关税、巴黎经济同盟以及将来在议和大会上应提出各项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继而德国公使辛慈出境，我国驻德公使颜惠庆回国，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北段租权，停付德国赔款，处理德侨德商等，次第旅行。突接荷兰公使照会以绝交与宣战不同，不能适用待遇敌人条例，又称己受德国委托代管在华利益。事势因此紫抵不免棘手。而协约国劝诱参战者纷至杏淑且美国、日本此时已先后加入战团。段以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败，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山东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又以我国驻外各使，电告协约国对条约修改、缓付赔款等均允许商办；而荷兰交涉又如此紧张，促使段对德宣战主张，更为坚决。

    若黎元洪在袁世凯帝制时代之态度，在段以为极易就范。不意黎性暗弱，感于丁佛言等中立之说；且认为断交已属好大喜功之举，参战则更力危险。适此时国民党议员又得其党内指示，极欲借端倒段，盖欲先倒段再议外交，简而言之，即不欲段在外交政策上成功提高其威望也。尤可憾者，黎陷弱无能为其左右所利用，另一方面黎又以议员为后盾。而在段以为对德断交时，通过甚容易，对议员疏通亦未周密布置。当黎氏不得已以参战案交议会时，人杂言庞，议员对参战案相持不决时，段方在议院中，此时适有不达事理之傅良佐末得段氏同意，纠合公民团扰乱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