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沉浮录：民间社团与政府间的早期互动（8）

留学生国别畛域的问题，连1920~1921年应邀到中国访问的罗素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特别是那些到日本的留学生并不为到欧美的学生平等对待。我有一种印象，美国比起其他国家来说给它的学生盖上了更为明显的印记。”

“当年刚刚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患着一种通行的幼稚病，就是到哪个国家留学就觉得哪个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们就以为英美的那一套最好。”樊洪业说道。

“建成像英国皇家学会一样的独立组织是中国科学社自始至终都试图完成的目标，”张剑告诉《科学新闻》，“这可说是一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例子。美国的科学体制本就是承继了英国的，任鸿隽等发起人都是留美出身，中国科学社在组织方式上和英美的体制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三足鼎立、互不统属的三大民间科学社团最终不能联合起来，成立相对于官方科学组织的民间科学组织，这也是中国科学社没有成为所谓的中国的科学促进会的重要原因。”张剑总结。

走向衰亡

“建国后，中国科学社虽然还存在，但其地位和当初已经不可能同日而语。”张剑说。

1957年，在“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氛围中，任鸿隽抓住时机，决定复刊。“可是，那个春季太短了。”（樊洪业语）1959年，任鸿隽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最后一次理事会，说明凭私人团体的努力不能适应国家总路线的要求，因此提议将本社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款项全部捐献给国家。唯一的愿望是请求由全国科协接办《科学》，不要让它中断。1960年，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中国科学社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