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城市改革，发挥城市功能

　　一、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
　　城市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城乡经济网络的枢纽。城市改革不仅仅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改革。因此，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城市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这是由城市的地位、任务和功能所决定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才能把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链条带动起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城市的改革。抓好城市的改革，也会进一步带动农村改革。
　　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城市工作应当搞些什么？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过去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狭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业基地。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地，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的中心。城市的工作和各项经济活动，不应该局限于为本城市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它所辐射的整个经济区服务。城市的规模不同，辐射的范围不同，服务的范围也就不同。比如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应该为全国服务。武汉地处中原，首先是为华中地区服务，进而影响到西南、西北。城市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城市工作的考核办法要改进。城市作用的大小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主要是看它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因此，考核大城市（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的工作，不能单纯看工农业总产值，而应当看国民生产总值。只讲工农业总产值而忽视其他方面，就会限制城市功能的发挥。
　　我们要重新认识城市的功能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意义。城市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把城市首先是大城市，改变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社会化的、现代化的经济活动中心。要紧紧地把握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打开思路，进一步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二、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
　　当前城市改革中要抓些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这么三个要点：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
　　搞活企业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都要从搞活企业出发来考虑，改革的结果要使企业能真正活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首先应该是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企业的活力问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要通过改革，解决好这个问题。
　　简政放权，敞开大门，这是搞活企业的前提条件。简政放权，才有可能使企业不再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敞开大门．打破封锁，才有可能使企业从条块分割中解放出来。没有这两条，企业就活不了。
　　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敞开大门，对外省、外市、外地实行开放。开放才有竞争，才能进步才能发展。武汉市在改革中提出“敞开三镇大门”，“让企业见市场的世面，经竞争的风雨”，敢于把大门打开，不怕外地商品冲进来，不怕个别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有胆略的决定。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而且促进了工业和其他行业的进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怕在竞争中失败，采取封闭的政策，只能是保护落后，助长守旧依赖思想，越封闭越落后，最后只能被淘汰。
　　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更要实行对内开放。前一阶段，我们对实行对外开放讲得比较多，对内开放讲得不够，抓得不狠。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开放。对外开放是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对内开放是发展国内的商品交换，都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我们今天的城市与过去的“城堡”不同，城堡是封闭式的，城市则是商品交换的中心。城市的这一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开放。先进的城市要开放，后进的城市同样也要开放。搞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搞封闭，搞条块分割，只能人为地切断城市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既不能扬长，也不能避短，更不能带来落后变先进的转化。多年来条块分割的体制，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没有真正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这个问题必须在改革中认真地解决。
　　简政放权，政企分开，要有步骤地进行。中央各部和省除少数部门和行业外，所属企业原则上应下放到所在城市管理，首先打破中央部门这些条条和省这些块块。企业下放到城市以后，要避免城市变成新的块块。城市一定要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改变多年来政企不分，干涉企业内部事务过多的现象。市政府的职能同城市的功能是有区别的。随着企业下放，市政府管理经济的部门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可以先改变职能，后改变机构。形象地说，就是先撤“香火”，后拆“庙”，可能比较有效。改变职能，就是要多用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多用经济法规去管理企业，少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改变机构，就是要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经济监督部门，裁减专业行政管理部门。
　　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局以下行政性公司的问题。这种公司上面有局，下面有企业，把权放给企业，它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总是要截留一些权在自己手里，使规定下放的权力无法落实到企业。因此，这类公司有的可以撤销，有的应改为服务性的公司，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一定要全部下放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三、开辟多种市场
　　城市与市场是不可分的，大城市是大市场，中小城市是中小市场。要逐步开辟多种市场，不仅有消费品市场，而且应当开辟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各种市场配起套来，经济杠杆的威力才能显示出来，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才能落到实处。
　　过去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实践表明，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有害的。现在，我们把生产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指令性计划，按计划价格进行内部调拨；另一部分是计划内允许自销和指令性计划以外的，可以进行市场调节。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前一部分所占的比重会逐步缩小，后一部分会逐步扩大。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主要不是通过统一调价来解决，而是通过逐步扩大进入市场调节这一部分的比重来解决。我国农副产品价格的改革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事实表明这样做是成功的。这是中国独特的做法。我国粮、棉等农副产品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统购派购占绝大部分，后来逐步加大超购、议购部分，最后形成了比例价。既调整了价格，又没有引起大的震动。许多生产资料也要走这条路。石家庄市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计划调拨给企业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不直接拨给企业，改由城市组织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销售，市场价同调拨价的价差按计划指标返回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开辟金融市场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商品生产要求发展横向联系，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则是纵向联系，各方面的资金难以互相融通。这是一个矛盾。开辟金融市场，首先要解决横向融通问题。要鼓励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投资，通过融通，把资金引导到社会需要和宏观效益较好的方面来，以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
　　要积极发展技术市场。技术市场是科研和生产的媒介，它能够沟通科研部门和生产单位的联系，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既推动了生产，也促进了科研。有了这种场所，就可以把科研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潜力释放出来。许多城市都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有条件建立技术市场，把它搞好。
　　劳务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但是，劳务市场实际上已经存在，劳务方面的招标、承包正在发展，很多第三产业也是搞劳务的。我们应当有领导有步骤地把劳务市场搞好。
　　搞好市场，搞好流通，必须相应地解决交通问题。武汉市提出搞活“两通”（流通和交通），这是对的。没有交通，当然就很难流通。我们现在交通紧张，运输结构不合理，运输效率很低。城市是交通枢纽，水、陆、空运大都在城市里交叉。要更好地在中心城市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组织联运，提高运输效率，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改革运输的管理体制。
　　四、调整产业结构
　　农村改革中有个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城市改革中也同样要把这个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每个城市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把优势发挥出来。要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包括周围中小城市群和集镇在内的经济网络。不要每个城市都搞“小而全”、“大而全”，城市的产业结构要各具特点，城市之间要相互补充。每个城市、每个经济区都要研究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城市要注意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资金。过去，城市有了钱就去上项目，办工厂。今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当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首先要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智力投资，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增强城市为本经济区服务的能力。
　　我国的第三产业很不发达。每个城市都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第三产业不仅包括为生活服务的行业，也包括为生产服务的行业。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如何，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程度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慢，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把第三产业搞好，把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行业搞好，在现有的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第三产业要为整个经济区服务，不只是为本城市服务。发展第三产业，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逐步解决好价格问题，使第三产业企业具有活力，使办第三产业的单位和个人有积极性。
　　住宅建筑业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要积极进行城市房租改革和住宅商品化的试点。温饱问题解决后，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把城市住房改革搞好，可以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可以大量地吸收人们的消费资金，回笼货币，使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可以大大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可以克服在分配住房中的不正之风。住宅商品化涉及到房租问题，要研究出具体办法，既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国家又能承受得了。
　　五、增强企业活力
　　现在许多小型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搞得比较活，而担负指令性计划任务较重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却搞得不够活。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它们拥有的固定资产多、技术力量强、计划供应的原材料比重大，具有自己的优势。只要认真加以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一定能够改变效益低、浪费大的状况，使巨大的潜力较快地挖掘出来。
　　大企业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的改革。现在有些大企业主要不是想方设法在企业内部挖潜力，而是要求上级减税让利。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对的。简政放权，打开大门，适当调减某些负担过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调节税和指令性计划指标，这是搞活企业的外部条件。但要把大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关键是要眼睛向内，搞好企业内部的改革。除了适当划小内部核算单位，搞好内部的经济责任制，积极抓好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以及开展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等以外，要把企业变成开拓型、经营型的企业，关键在于改革企业的人事制度，把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企业可以采取考察任命、民主选举、自荐推荐、招聘任聘等形式选拔干部。人才选准以后委以重任，常常在短时期内就可以使工厂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们要重视调动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同时还必须重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加强他们的责任感。这个问题很多企业没有解决好。因此，在实行利改税，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基础上，还可以实行企业的厂长、经营者的经营责任制。就是说，主管部门与他们签订明确的经营责任合同，包括厂长、经理的责任、任务、职权和奖惩办法等内容，严格执行。加强厂长、经营者的责任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能把企业办得更好。
　　企业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和协作。提倡跨地区、跨行业、跨城乡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以骨干企业和名牌优质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富有生命力，应当推广。有的大城市提出，企业的技术改造原则上不搞土建，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产品向小城市和乡镇企业扩散，减少大城市过于拥挤的现象。城市要在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方面，多作协调和组织工作，把社会生产力更好地组织起来。
　　六、搞好价格体系的改革
　　对搞好价格体系改革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价格是有力的经济杠杆，开放、搞活，理顺经济关系，发挥城市的功能，都离不开价格的改革，离不开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当然也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中，我们要牵“牛鼻子”，就要抓好价格体系的改革。
　　我们当前的价格体系改革，是在物资比较丰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结构性的价格调整，这和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根本不同。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就是物价有升有降，使各种商品的比价趋于合理。在价格调整和放开以后，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的总水平会上涨一些，但由于生产发展，工资提高，特别是家庭就业人口增多，加上国家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必要的补贴，因此，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实际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生活质量能够提高，人们会感到更加方便，在经济上能得到实惠。武汉市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武汉市蔬菜、肉、鱼等副食品价格放开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食堂管理员对我说，放开以前买进的菜，能吃的只有六七成，三四成要扔掉；现在，从集市上买的可吃到九成，从国营菜场买的，也能吃到八九成，可食用的部分增加了。过去吃菜是老、粗、蔫，现在吃菜是嫩、细、鲜；过去吃冻猪肉，现在能吃到鲜肉；过去吃死鱼，现在能吃到活鱼。而且品种增加，节令提前，营业时间延长，服务态度改善，随要随买，任意选购，群众称便，商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大为减少。我们的物价改革，完全可以做到既能促进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能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旧社会通货恶性膨胀，“金元券”成为一张废纸，人们现在余悸犹存，形成一种对物价变动的紧张心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冻结物价，不懂得合理调价的积极作用。事实上长期冻结物价，造成商品匮乏，甚至有价无市，价格看起来便宜，买不到东西，或者只能买到质量差的商品，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实惠。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根本原因是生产不发达。价格不合理，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供求关系，必然影响生产的发展，阻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如不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经济关系，搞活经济，都会成为空谈。当然，也要看到，价格放开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增加消费者的支出，但东西多了以后，价格也就会趋于平稳。价格体系的合理化，带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丰富，社会服务质量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改革已给我们以启示。长期以来，我国粮、棉价格过低，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价以后，加上其他措施，出现了生产大发展的新局面，棉花自给有余并能出口，粮食从六千亿斤很快上升到八千多亿斤，农民生活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改革物价体系，是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价格体系的改革牵动全局。既要把价格关系理顺，使之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又要避免大的震动。这是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和宏观综合平衡的需要，当前在价格改革上要采取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把改革的步子走稳一些，工作做细一些，比较稳妥。要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价格改革。一定要制止乱涨价。应该改的，要坚决改；该管的，要严格地管；不允许涨价的，坚决不准涨价。要做好群众性的监督检查工作。国营商业要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这几条抓好了。我们的改革就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改革价格，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围绕价格体系的改革，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改变那些旧的观念和习惯。各个城市、各个单位，都要通过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来进行宣传解释，消除群众的担心和顾虑。这是当前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改革过程中，有大量的思想问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应该结合改革的实际去进行。
　　我国的物价改革，这几年小商品已经放开了，市场供应趋于缓和的消费品正在逐步放开，市场活跃，花色品种增多，过去很多买不到的东西能买到了，价格上涨的幅度也不大。一九八五年我们放开了农副产品和鲜活产品的价格，步子也迈得不小。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和市场调节两种价格，市场调节部分将逐步扩大。今后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还要逐步放开和调整第三产业的价格，解决房租和住房商品化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可以说，我国的价格问题已初步摆脱了旧的体系，而纳入了新的轨道。沿着这个轨道，再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断采取渐进的方式，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这样就有可能在没有大的震动的情况下，基本上完成价格体系改革这个最关键、最困难的任务。那时，我们的城市和整个经济生活的面貌都将大为改观。
　　一九八四年十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为城市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现在武汉以及其他城市改革经验使我们看到，城市改革的路子已经更加明晰地展现出来。我们应该对改革具有充分的信心。
    *  这是赵紫阳同志在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党政军机关党员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