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一）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
　　我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一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自内战停止，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合作以来，在建立全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显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离开目的还很远。
　　根据过去二年来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经验，根据目前形势的特点，我们应该着重的提出下列问题，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第一，目前统一战线的组织，一般的说来，还不过团结了抗日救国的左倾积极分子。这是很大的成绩，但这是异常不够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依靠这些分子的力量去争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到统一战线中来。不是到外单独形成左派的组织，使他们同最广大的中间群众隔离起来，以满足他们左倾的情绪与要求，而是耐心的坚持的去教育这些积极分子，消除他们同广大群众隔离的现象，纠正他们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左”的空谈，使他们真能深入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工人农民与学生中去，成为他们中的活动分子与领袖。对于破坏统一战线的少数极左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于各党派各阶层各阶级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也应该耐心的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即是为了一个具体行动的统一战线也好。只要同他们在最原始的与最初步的共同要求上行动起来，我们即有办法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从低级的统一战线转到高级的统一战线。
　　第二，必须根据中国各地的不同环境提出各种各样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共同要求，建立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组织，以促进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成为全民庆统一战线的基础不要幻想以一个单一的口号与形式去组织所有广大的群众。这是要反对关门主义公式主义与千篇一律。
　　目前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组织的统一。在农民中下级官兵中小资产阶级中也必须加强各种统一战线的工作。使工人农民下级官兵小资产阶级，真正成为我们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依靠的力量。
　　第三，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应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作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一切斗争的火力应该集中起来向着他们。对于托派应该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的方针。
　　这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澈底，则全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愈是明显，斗争的力量愈是集中，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与分裂愈是加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愈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但切不要把那些目前反对共产党与不赞成我们的全部主张的人称做汉奸亲日派。许多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今天不一定拥护共产党，赞成共产党的全部主张。这些人仍旧应该耐心的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斗争的火力必须在少数真正凶恶的与无耻的汉奸与亲日派身上。
　　第四，我们应该成为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模范与支柱，成为他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只有我们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我们才能使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为民族事业的忠诚，引起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与拥护，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也只有我们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地位自任，我们才能一切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为利益，以光明磊落，大公开私的精神去解决一切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实力派间的纠纷与磨擦，使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坚强起来。
　　第五，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斗争，相反的，他是在斗争中生长与巩固的。对同盟者的不澈底，错误，动摇，消极，怠工，投降出卖我们应该进行斗争。斗争的方法可以从友谊的劝告，诱导，批评，一直到在反汉奸卖国绒的号召下公开的开除驱逐。斗争的总方针应该是集中火力打击亲日派，孤立妥协派，务必使一切叛变统一战线的分子，当他们退出时完全陷于孤立。
　　应该明确的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的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的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借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
　　但必须指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提出过高的过左的要求，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是我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我们应该估计到群众的局部利益，但必须同时照顾大局。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也是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目前的最高利益，少数部分先进地区，群众阶级斗争过早的与过分的突出，是不利的。党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坚持说服群众顾全大局的方针。
　　第六，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的配合起来。上层统一战线是必需的。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本身的力量，同时便利于我们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所依靠的力量，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力量去联合上层与威逼上层，达到我们抗日救国的总目的。上层分子抗日救国的可能限度与对民众让步的可能程度，常常决定于下层群众的斗争的与组织的办量。
　　在上层与下层的斗争中，一共产党可利用各种方法以达到双方斗争的适当解决。共产党是在保护群众利益的基本立场上，采取调解，斡旋，与中间人的态度，在原则上是允许的。
　　第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倾向做斗争，但同时不要放松尾巴主义，投降主义。保证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
　　（二）对国民党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国共正在走向合作但尚未达到合作的目的。
　　国民党正在开始转变他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并未澈底转变。
　　放在全中国人民前面的任务，已经不是用武装暴动的方法推翻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而是改组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使之走向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主幸福的革命[革命]三民主义的道路，这是从两个政权到一个政权，从暴动的革命到革命的改良的澈底的转变。对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应该发扬它的革命精神，规定革命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如象过去大革命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所规定的那样，同时应批评它的反动因素。我们表示我们愿意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奋斗。
　　对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我们以后不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而要区别对民族民权民生有利的地方与有害的地方。有利的地方我们应该替他发挥，并要求兑现，有害的地方，则应该批评。
　　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他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倾的革命分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集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应该向国民党指出，为担任御侮救亡的工作，国民党改组的必要。同时革命的民众应该自动的去加入国民党，改造与重新建立国民党下层的基础，再用下层的力量压迫上层，实行党内的民主以达到改组的目的。共产党员不应拒绝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之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的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应该看到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现在正在展开中。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斗争，拥护左倾的抗日民主的分子，以反对极右的分子，以达到改造国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本党公开的目的。对于国民党各派别（如CC，黄埔）可在各别的问题上与之采取统一战线的行动。
　　对中央与地方政权，我们的目的首先应使之民主化。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当权者的允诺与法令，以及一切合法的可能，发动群众的运动，要求对群众有利的条文的兑现。对于当前的每一具体问题，如抗日救国，国民大会选举，民主自由，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等，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动员群众向当局提出，使其接受。一般的，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意见，不采取完全对立的方针，而采取要求改良的方针。
　　在南京政府允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或群众选出共产党员为代表时，我们原则上应该参加进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坛与自己合法的地位，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各种有利于民族国家及民权民生的提案，号召与组织群众，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一切选举的会议我们均应利用，提出我们的要求与主张，取得广大群众的赞助与拥护。在选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与各个抗日民主的派别实行合作。
　　如果南京政府开始发表抗日救国的共同政纲，并表示其实行此政纲的诚意时，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以参加这样的政府。但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必须：（甲）为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的澈底实现而坚决奋斗；（乙）坚决反对汉奸亲日派的企图，严厉的镇压他们的反抗；（丙）保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之成为自己依靠的力量；（丁）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并受党的严厉的监督。
　　当共产党参加政权时，共产党利用群众的力量，威逼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办法，决不应该放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办法是应该同时并用的。没有群众的运动与群众的压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澈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对于地方政权机关的改造，在现在也可开始。号召群众反对地方政府中汉奸分子，贪官污吏，要求将抗日的，民主的，比较开明的，廉洁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分子去代替他们。在这种行动中应该集中力量于反对最凶恶的个别家伙，分化统治阶级内部，利用他们间的每一矛盾，以达到目的。
　　我们的公开工作的同志或同情者，如有可能，应该争取这类位置。他们到那里，不是也不能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现。首先应争取那些最下层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位置，如保甲长，联保主任，乡长之类以及官办的有群众的经济与文化的团体。
　　争取这些位置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便利于为群众谋利益，便利于组织群众，或拥[掩]护党的群众的与秘密的工作。他们在为群众谋利益的基本立场上，可以以调入的资格调解双方冲突，向上级敷衍应付。他们的行动，要以群众力量为最后依靠。
　　在国共合作实现，国民政府实行改造时，改造地方政权的机关成为我们最重要任务之一。不是拿工会农会救国会等群众团体来各别的代替地方政权机关，如象过去大革命时一样，而是依靠这些群众团体的力量，来改造地方政权机关，使之民主化，使之成为代表群众的革命的政权机关。
　　应该立刻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分子的手中应该是我党目前第一等任务。
　　在统治阶级容许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的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然后以群众的威力，压迫统治阶级逐步退让，以扩大我们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的自由。
　　在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可以超过地方政权所容许的范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大规模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实行民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那时在当地可成立代表各群众团体的临时统一机关成为必要。这种机关，当它集中一切抗战的任务在自己的手里时，必然要迅速的转变为当地民众的政权机关，但就是有着这样的机关时，仍旧不要忘记利用地方政权与改造地方政权的任务。
　　所有群众团体应该有自己的自卫的武装组织，如农民自卫军或工人纠察队之类。
　　在敌人及汉奸统治的区域，应组织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等发展游击战争。
　　（三）关于领导斗争策略的几点意见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刘同志[1]的报告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我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曾经讲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参考。这些普通的原则，是同志们应该首先了解的。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每一个同志的普通常识。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在原则上是容易了解的，但在实际的运用上却常常发生极大的困难。特别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情形的极端复什，使我们运用策略原则时困难更多。
　　所以特别重要的，当我们的同志懂得这些原则之后，决不要机械的把这些原则当做死的公式去背诵，而是首先要真正细心的与谨慎的去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深刻的去探求革命形势的特点，体验群众的要求，痛苦与他们的每一呼吸与脉搏的跳动，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的口号，策略，工作的方法与方式。
　　我们的同志决不要自高自满，以为他现在已经懂得了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原则，从这里到实际的正确的领导群众，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要不疲倦的虚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每一新的问题，要多方面的去思索与考虑，然后定出最可靠的解决方法。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如何从错误中去学习，去求得进步。只要今天我有了进步，那过去所付的代价，就得到了报酬。
　　我觉得我们同志中平常所犯的许多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简直是由于对于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无知。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表示了英勇的斗争模范，表示了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缺乏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这些同志，必须更多的耐心的去教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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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要准备千千万万群众的雄厚力量以战胜日寇，争取民主资产阶级性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怎样去准备呢？偷偷的准备吗？和平的准备吗？这种准备的方法是应该尽量采用的。然而主要的要在斗争中去准备。只有发动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各种各样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我们才能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他们的组织力量。实际的斗争对于群众（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亦然）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在斗争中，群众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斗争中群众会感觉到团结自己与组织自己的必要，会学习如何向敌人进攻以战胜敌人，如何退却与防御，以保存自己。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会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群众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斗争中学习。对于群众，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自己的政治经验。
　　群众革命斗争的胜利，固然对于他们是最好的教育，但是失败，也同样的可以教育他们。每一次斗争的失败，在失败后敌人残酷的屠杀与镇压，对于群众常常是最深刻的教育，他们可以暂时的消沉下来，医治他们的创伤，但是他们将在新的条件下，以更高的政治觉悟与更强的组织力量爆发新的斗争。只要共产党员能够始终坚持的同群众在一起，群众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泉源。
　　有些人常常以每次革命斗争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如果革命斗争失败了，那他们就认为斗争的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俄国的普列哈诺夫就是这样谩骂了莫思科的暴动。他们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俄国没有一九○五年，就不能有一九一七年。然而一九○五年的革命是严重的失败了。中国上一次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十年来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遭受了无数次的失败。然而这些失败对于他们是最痛苦的严肃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保证将要到来的大革命的胜利。
　　所以过去我们党的某些错误，并不是在于我们多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但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这里只指出领导斗争中的急性病的害处。
　　犯急性病的同志常常不了解在一次斗争之后，一般的说来，需要有整顿内部，加强内部组织训练与教育的时间。这是为了准备第二次斗争所必要的过渡时间。他们不了解，群众斗争，也象世界上一切其他事情一样，是曲线式前进的。在波涛汹涌之后，必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白天紧张的操作之后，必然需要一个甜蜜的睡眠。想把斗争一直线的“提高”到革命完全胜利，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定碰壁。
　　我们一部分青年同志中的确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急性病，希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所以他们不能细心的去考虑问题，不能耐心的去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而表示急躁，虚浮，与盲动。但是当明天革命发生挫折时，他们就立刻悲观失望，烦恼消极，从极左转到极右。这些幼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去教育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懂得革命是艰巨的工作，革命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但革命必然要胜利的。
　　这种急性病必须纠正。
　　其实天下的事，你越是急躁盲动，结果一定越是迟慢，越是达不到目的。李立三同志是一个犯急性病的人，然而他的路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我们不需要急性病，我们需要稳重的前进。我们要坚决的前进，要有阵地的前进，决不要乱碰乱撞。
　　这种稳重的前进，决不等于工作的散漫，不紧张慢慢的干，或听天由命。相反的，这种前进，要求我们最紧张的与积极的工作。没有这种工作，就是一步的韵进，也是不可能的。特别在目前形势之下，我们更需要加速度的前进。
　　在斗争中准备我们的力量吧！以镇静的，坚持的，切实的，紧张的不疲倦的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工作，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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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第一，革命阶级，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必须善于使用一切（丝毫不能除外）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须时时准备以极迅速的，突然间地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别一种形式。”（《左派幼稚病》）
　　我们说过，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是改变了斗争的某些形式，但斗争还是继续着。我们共产党今天除自己所公开声明停止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式外，决不要自己束缚自己在一定的斗争方式之内，这会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
　　即拿关于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来说吧。过去我们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非常不够，或甚至于拒绝利用，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在新的形势之下，合法斗争的范围将更加扩大，甚至将来合法的斗争可能成为斗争的主要方式。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去开展群众运动。但是这决不能因此就说，过去我们所做的非法斗争都是错误的，或者说现在我们不要非法斗争了。相反的，我们应该说，过去一切非法的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因为国民党过去反对一切群众的斗争。就是在今天，合法的范围，还是那样狭小。非法的斗争在今天仍然必要。
　　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减捐，减税，减租等类的改良要求，然而当统治者，剥削者不顾群众的合法要求，强迫群众交纳不能忍受的负担时，抗捐抗税抗租的“非法行动”不是仍然不能免吗？当饥寒交迫的灾民难民要求救济的合法行动无效时，他们不是有完全的权利去进行“吃大户”与“分粮”的非法行动吗？党不能不管。党应该给他们这类非法斗争以领导。
　　同时合法的斗争方式与非法的斗争方式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他们是可以互相转变的。从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开始，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转变到不合法的。合法的变为不合法的。非法的斗争，由于群众的力量，可以变为合法的或半合法的。不合法的，变为合法的。
　　群众斗争的发展，常常逼使统治阶级实行让步。对于统治阶级光是说好话或是哀求是不中用的。他们要求力量的逼迫，南京政府的开始走向抗日，没有全国人民的“逼”是不成的。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农民的要求的一点让步，没有工人农民的“逼”也是不成的。这种“逼”的方法，在过去是需要，在今天还是需要。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改革或改良，没有群众的行动，是不能实现的。一切世界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因为合法主义要把群众的斗争降低到适合于国民党的法律。但是利用国民党的某些法律的条文，利用某些合法的形式与可能，就是很小的可能，进行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工作，那当然不是合法主义，而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式。
　　在新的形势之下，就是武装斗争的方式，也不应拒绝的。但这不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而是自卫的武装斗争。谁能担保各地的政权及那些最凶恶的豪绅地主，不会用武装的力量来对付群众斗争与群众团体呢？不要一刻忘记准备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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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们在群众中艰[坚]持的工作，在群众中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群众甘心情愿接受我们的指导，甚至为我们的主张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取得了领导权。
    我们说，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只是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是说共产党是天生的领导者，因此群众必须服从他的领导。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还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与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共产党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而不是因为他能够高谈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教条，与他的那副“领导者”的架子。从领导者的架子到领导者，这中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尽可少讲些（对外可完全不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类自夸自大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谦逊些，更多的去努力于正确的政治领导与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人家能不能承认我们是他们的领导者，就看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程度。
　　但是我们的确已经取得了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时，我们也切不要因此就放肆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教条赤裸裸的撤出来，在那里大夸其马克司列宁主义。这种“赤化”在今天完全不需要，而且只有害处。对于每一个在我们领导下的团体，我们切勿自己宣布说：“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体”，这种幼稚病应该最后结束了吧。
　　我们过去常常曲解“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的这句话，以为这就等于在群众中高谈共产主义。其实这种了解是错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应该以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司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司列宁主义的。
　　我们现在常常说要拿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国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暂时放弃马克司列宁主义，而正是要以马克司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来教育中国人民。也只有马克司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解放。
　　少些马克司列宁斯大林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克司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内容吧。
　　（四）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联系的问题，是关于党同群众如何联系的重要问题之一。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的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总是没有能够使他很明确的为同志们所了解。这是一个损失。
　　应该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不是什么始终不变的东西，而是依照革命形势与具体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的东西。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在民主制度没有实现的情形之下，在白色恐怖转变到民主制度的过渡时期，两者的联系都是〈不〉相同的。更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同一时期内，在各个地区，这种联系也是不相同的，如在华北与华中，平津与上海。
　　在过去白色恐怖统治时期与现在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的时期，应该确定，第一，凡能够公开存在的团体与组织，主要的都必须是合法的（包含成文法的与不成文法的），换句话说，必须是为当地政权所能够容忍的。前者如改善生活的改良工作，合法斗争，文化教育工作，以及一切公开的合法团体中的工作。后者，如官办的各种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团体，群众自己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兄弟会，姊妹团，互助会，合作社，同乡会，学生自治会，文化教育的各种团体等。这类合法的团体，共产党自己也可以照样的组织，当然不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的合法的团体的工作方式，必须是公开的合法的。
　　第二，凡群众的革命斗争（如罢工，示威游行，抗捐抗税抗租等），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但主要的是非法的，即开始是合法的斗争，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常常要从合法的转变到非法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公开，但这是公开的革命斗争，不是上面所说的公开的合法工作。
　　第三，在领导群众非法斗争中产生的革命团体，可以依靠群众的力量存在一时期，如革命形势发展有利，则这种团体可以转变为公开或半公开，可以比较长久的存在与发展下去。如革命形势发展不利，那这种团体必然要从一时的公开转向半公开或秘密。如果为了要求得自己的继续存在，则应停止领导非法斗争，而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活动。所〈以〉争取公开的可能，决定于群众本身的力量，当时革命的形势，斗争方向的是否转变。
　　从上面三点，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进行公开工作，使公开团体能够存在，“利用合法”是主要的，“争取公开”是次要的。
　　在群众革命斗争中，非法斗争是主要的，合法斗争是次要的。
　　过去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于没有清楚的指出，这中间的相互关联其中的区别与轻重而产生的。
　　过去有些同志强调了“非法斗争”，与“争取公开”，因而拒绝了“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这当然是错误的。
　　“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特别在白色恐怖的情形之下，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与保持党同群众的联系上，有重大的意义。即在改善群众生活上，合法团体与合法斗争也可以多多少少给他们得到些利益，当然说不上报本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这种“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当然不是改良主义或合法主义。凡主张共产党只要用改良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以为只要改良的方法，人民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就是改良主义。凡主张共产党只要做合法工作，而不要做秘密工作，以为只做合法工作，即可达到革命的目的，就是合法主义。“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是我们共产党革命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担任公开合法的工作的同志，不应该自己看轻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党的革命工作的一种，其他同志也不能因为这些同志只做公开的合法的工作，而批评他们为改良主义者或合法主义者。这种批评只是表示批评在[者]对于“利用合法”的工作方式的完全无知。
　　我现在单讲“利用合法”。
　　“利用合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即是到现存的公开的合法的甚至反动的群众团体中去工作，争取那里的群众。另一方面，即是我们自己组织合法的群众团体。
　　怎样在那些现存的群众团体中做工作呢？
　　首先要善于利用那些团体的纲领内同群众有切身利益的条文，利用他们领袖的好话或提出最大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并争取这类条文，允诺与要求的实现。
　　只要在事实上证明我们确能替群众谋得利益，我们就能取得群众的拥护。群众相信我们，决不是由于我们提出的口号过高过“左”，而是由于我们对于他们所提出很低的要求尽了力量。只要群众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始运动起来，不管他们今天在思想上怎样相信着他们的领袖，但如果他们的领袖，违反他们的利益时，那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中，必然会走到反对他们的领袖。
　　第二，我们必须物色与团结其中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去推动其他广大的群众。我们对于积极分子不必要求过高，只要对于他们自己的中[工作]肯奔走活动，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的分子都是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也不必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团结起来，但无形中我们应该同他们有一种经常的联系与共同商量问题的机会。把积极分子从群众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办法，只对于反动派有利。注意于教育积极分子，推动他们在群众中活动，告诉他们活动的方法，并吸收其中景优秀者入党。
　　第三，在我们已经取得群众的拥护之后，就要用我们能够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自行的领导地位。有人说我们对于群众团体，不应该争取领导位置。这话不但对于革命的团体不对，即对于一切反动的团体，也是不对的。包办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都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能因此就得出我们不应占据领导位置的结论。问题不是领导位置不好，而是我们同志的工作方式不好。我们同志应该成为真能代表群众利益的领袖。当然他今天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而是以群众代表的资格出现的。
　　第四，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于群众觉悟的程度，来同这个组织中最坏的最反动的领袖实行斗争。在开始工作时，我们决不要忙于反对群众原来的领袖，不论他们是如何的反动，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就这样做，我们立刻会同他们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对立起来，使自己不能立足。这是最愚蠢的。开始时我们只应站在群众利益上发表意见，并且首先要推动领袖们来做。
　　在批评时，开始应该是温情的批评，规劝的批评，忍耐的批评，根据群众意见的具体批评，使群众看到我们的批评是“仁至义尽”，而被批评者则是“不可救药”，使被批评者在群众中完全处于孤立。只有我们才公开揭破他的真面目，必要时驱逐他出去。这要使群众看来是必要的与不得已的。但如果认为这种驱逐会危害于这个组织的存在时，则仍可与之敷衍。
　　如果这类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有转变时，则对于这种转变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是拒绝。但对于他的每一新的动摇与阴谋，必须经常注意并在群众中宣布与揭发。
　　第五，即在我们占领领导机关之后，我们仍然不应包办，而应尽可能的吸收其他党派中进步的与优秀的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并与之很好的合作。在工作中处处采取民主的办法，处处依靠群众，为群众说利益，只要群众相信我们的人，听我们的人的指导，虽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取得领导的公开团体中以及在我们自己组织的公开团体中，要保持这些团体的长久存在，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甲）这类团体，应忠实于自己原来的性质与任务。如合作社即应做合作社的事，工会做保护工人利益的事。一切工作的方法都是公开的与合法的。同当地政权要善于敷衍应付。
　　（乙）这类团体中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宗旨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可以领导群众的合法斗争，何不应领导群众的非法斗争。在群众非法斗争发生后，它应站在公开的与合〈法〉的同时为群众谋利益的立场去参加，不要站在非法斗争的群众的同一地位。应严守自己可能活动的限度，不然即有坍台的危险。
　　（丙）这类团体中的所谓灰色团体（如合作社，储蓄会，文化教育机关等），一般的不参加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革命斗争。必要时站在第三者地位与斗争的群众以某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援助。
　　（丁）这类团体内的群众或同志参加非法斗争时，不得用团体或代表的名义。
　　（戊）团体中公开的领袖，应完全公开，工作方式亦应完全公开。如果是党员也不要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只同个别党的负责人接头。他对一般的党员守秘密。但他应受党的严厉监督，执行党的指示。党的指示必须是适于公开团体的条件，并且对于公开团体的领袖是能够实行的。公开团体的于部，应过党的生活，但可不担负党内一定的秘密工作。
　　（己）公开团体中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进行秘密活动，领导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斗争，党的工作完全秘密。秘密组织同公开工作的同志不发生直接关系，除个别同志外也不互相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这些原则，则公开的与合法的组织，必定能够比较长久的存在下去，虽是任何的疏忽与缺陷，仍然有给敌人破坏的危险。这种危险性，自然大大的减少了。
　　凡是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革命斗争，主要的均由秘密党来领导。但党的同志在群众中仍然以群众之一员的面目出现。党的负责同志更应尽可能的不要在群众中突出，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斗争中尽量推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领导。万不得已时，也只要个别同志以群众领袖的资格出来领导斗争。已经出来领导斗争的同志，应坚决的与群众在一起斗争到底。但在第二次斗争时，第一次领导斗争的同志可表示消极，推动别的积极分子来领导。特别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那些中心支部内（如兵工厂，军队，交通机关等）党的同志应该深深的埋藏在群众中间，只做秘密工作，不把自己暴露出来。保存这些支部不受破坏，是党的严重责任。非法的甚至合法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应建立另外的领导机关，如罢工委员会，罢课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斗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尽量使非党的群众参加，推动群众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应力争这些机关的公开与持久，但随时应准备敌人的打击与转入秘密。其他我们的公开团体，可表示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关系。
　　上面所说的是在白色恐怖下与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以前的办法。在民主制度开始实现，民主的合法的斗争成为主要方式时，则那些在我们领导下的公开的与合法的团体自然都可以参加民主运动，那时如旧形式妨碍新内容时，即可考虑使用新形式来包含新内容的问题。
　　如果当时的形势容许这种转变，而且转变后的确有利，那就可实行转变。
　　在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方面还应注意严密党的组织，考查自己的干部，极大的注意党内同志们的政治面目，丝毫不放松思想的斗争，以防止奸细的混入。秘密工作对于同志们的要求是谨慎，细心，镇静，严肃与勇敢。所谓：“胆欲大而心欲细”。张惶失措，闻风而逃是有害的。
　　在白色恐怖最利害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应绝对的秘密起来。然而在条件顺利时，党应该有某些机关或某些领导同志同下层同志或组织更能接近起来，这可以加强对于它们的领导，使工作更容易开展。但党组织必须准备任何时候的突变与敌人的袭击。
　　在抗日战线[争]发生的地区，党的秘密组织必须适合于战时的状态。
　　我这里的解释，当然还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大家来补充。
　　（五）关于党
　　民族统一战线愈是向前发展，愈是扩大与充实，则在我们党前面所提出的新的问题与任务亦愈多，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与任务，我们首先要求各地同志，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仔细的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与各阶级力量分化的情况，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
　　有些同志在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时，常常不会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出发，而从自己所想象的东西而出发，把极端复什的问题看成非常简单，或者为眼前的各种现象所迷惑而看不到事变发展的基本趋势与前途，天天摇摆于各种矛盾的倾向中间而无所适从。这就是他们在决定自己行动方针时的各种错误的来源。
　　要免去这种错误，必须充分的估计到中国社会的复什性与多样性，多方面的去研究自己所处的环境，从各种变化多端的现象里把握本质的发展。
　　一般的说来，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以前，决不要轻易的下判断与决心，这里，多花费一点考虑的时间是应该的。与其因为匆忙而下错误的判断与决心，还不如稳重为妥当。即在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已经决定之后，仍然要多方面的注意情况的发展，根据工作中的新的经验与教训，来修正与充实自己的决定，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然而只要我们不自高自大，虚心的谨慎的去搜集材料，研究问题，同当地群众与同志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更努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
　　其次，我们必须善于在组织上保证自己所决定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的实现。史大林同志说： 
    “有些人认为：只要规定党的正确路线，当众宣布，用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发表出来，并一致通过，就是以使胜利自行到来，所谓自然而然的到来，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和形式办公主义者，才能这样想。拥护党的总路线的良好决议和宣言，还只是事情的开端，因为决议和宣言只能表示取得胜利的志愿，而不能表示胜利的本身。在正确的路线已经提出以后，正确决议已经通过以后，为要取得实际的成功，就要加强组织的工作，就要组织实行路线的斗争，就要正确挑选人材，就要很好审查执行领导机关决议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受到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定出来以后，组织工作便可决定一切，甚至于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就是说政治路线是见诸实行还是归于失败，也看组织工作来决定”。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极大的弱点。甚至有人发挥这样的议论，似乎领导机关，只要政治上“领导领导”就可以了，实际的工作不由领导机关来负责。这种观点是极端有害的。领导机关不但有责任决定行动的方针与工作计划，同时也有责任去领导自己的决定的实现。
　　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组织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是目前推动党的工作前进的主要关键。
　　第三，在组织工作中首先碰到的是干部问题。正确的挑选干部，配置干部将决定党路线之能否实现的命运。
　　挑选干部，第一，应着重于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面目。第二，还要看他的实际工作的能力。这是我们挑选干部的标准。如果以私人的与宗派的观点，来挑选干部，那合乎这标准的干部将被排除，党的路线将不能很好的执行或甚至于完全不能执行。这对于党是非常有害的。
　　不但要客观的与大公无私的去挑选干部，而且还要根据干部的历史，能力，特长，兴趣等来适当的分配，适当的分配干部即是说，第一，使每一个干部能够称职，能够“如鱼得水”，能够最大限度的以自己的力量供献给革命。第二，使各方面的工作，由于干部的适当分配，能够以整齐的步伐前进，保障政治任务的完成。在分配干部时还应该特别注意于干部的地方化的问题。当地的干部对于当地的情形比较熟悉，而且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工作办法也比较多。这类干部如无必要时，以不经常调动为原则，外面的干部如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并不比地方干部真正高明时，切勿任便调去担任指导工作。
　　在分配干部之后，还需要经常考查他们，这要求我们不只是根据于他们的一些书面的或口头的报告，而且还要根据于他们实际工作的结果来考查。如果发现过去对于某一干部的认识有错误，或他的工作分配不适当时，那就应该审慎的来补救这种缺点。切勿固执成见，使事情受到损失。
　　但考查自己的干部，不但要从上层来考查下层，而且也要从下层来考查上层。即在秘密工作环境下，这种考查仍然可能。下层同志对于上层领导同志有意见，尽可大胆的提出，提出他们工作的错误缺点与指给他们改正的途径。如果上层同志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固执自己的错误时，那下层同志有权利要求把他们的意见转达到更高级的机关，一直到中央。上层工作的同志，为了改善自己的工作，不但不应拒绝下层同志的意见，而且相反的，应该要求下层同志，提出对于自己工作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与要求。
　　在我们党内应该坚决开展反对对于下层干部的要求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与问题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无心肝的态度。他们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他们不去解决同志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敷衍了事。特别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下层同志冒了很大的危险到上级来，要求具体的指示，而这些犯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却漠不关心的去对付他们。这简直是罪恶！
　　第四，经常检查他工作执行的程度，是推动工作前进，保障政治任务实现的重要关键。这种工作的检查，首先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正确的认识干部。这一点在上面已经说过了。这种工作的检查，第二就在正确[检查]执行机关本身的优点与缺点。这种工作的检查，第三就在考验党的决定本身的正确性与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工作的检查，是必要的。
　　在检查工作执行的程度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即是发现工作中的错误，确定其根源，分析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细心的讨论与寻找改正这些错误的方法。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党的需要，正象空气太阳之于人身。
　　自我批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警觉性，可以在错误中教育干部，可以使党内生气勃发，而不是暮气沉沉，所以自我批评不是表示党的衰弱，而正是党的有力量的标记。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或者惧怕自我批评或者把自我批评当做对于某一个人的攻击。这两种倾向是互相补充的。因为他惧怕自我批评，所以别的人就要攻击他，因为别的人以自我批评为攻击个人的武器，所以他更是惧怕自我批评。这种错误倾向，也造成了党内许多无原则的纠纷与派别斗争。这种错误倾向必须澈底纠正。
　　史大林同志说：
　　“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饰他的错误，不是回避他的错误问题，而是诚实的公开地承认他的错误，诚实地公开地指出校正这些错误的途径，诚实地公开地改正他的错误”。
　　也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才能够教育出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干部，才能够训练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互相掩盖，包庇，袒护，姑息，亲戚朋友般的互相原谅，只有损坏自己的干部！
　　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使党内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成为日常的必需品。自我批评的发展，不但不妨碍同志间亲密的关系，而且更能使同志们在原则上团结起来。
　　第五，在每一次检查工作之后，我们必须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即成为以后工作的具体指示。这种指示，首先应该指出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情况及推动工作前进的当前的中心任务（中心一环），这种指示更应该指出实现当前的中心任务时所必须要的组织上的改变及人力上的重新配置。这种指示更简单明了，要有中心，使下面同志得到指示之后，能够更有把握的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具体指示决不等于烦琐，决不等于代替下级同志规定一切细目，或毫无中心的议论到一切，这种指示对于下级毫无帮助。
　　具体指示应该不但不阻塞，而且更能发挥同志〈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它一方面给了下级同志以具体的帮助，同时也并不规定一切细目，而使下级同志根据当时当地变动着的环境实行机动的可能。
　　要经常给同志们以具体指示，同时要培养同志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能力。上级同志没有十分必要时，不要处处干涉下级同志的工作，下级同志也不要事事依赖上级。
　　但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即使不同意时，也必须执行，他们不同的意见，应该经过组织向上级提出，不得在群众中表示任何异议。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最粗浅的一条道理，破坏这一条道理，就是违反纪律。
　　第六，在秘密条件允许的情形之下，应该尽量的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集体领导的保证，问题的共同讨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意见的适当提出，一定的会议生活等，都是保证党内民主的具体办法。但是必须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行，丝毫也不能削弱党的铁的纪律。在任何方面工作的同志，都须严守党的纪律，任何违反纪律的行动，都是给敌人以利益，给党以损害。
　　有人以为党的纪律就是惩办制度，因此以为反对惩办制度就是反对纪律。这种曲解必然走到党的纪律的漠视与破坏。党的纪律即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全部遵守。违反这一组织原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处罚不过是保证执行纪律的一种方法而已。
　　最近北方党内所发生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必须立刻纠正的。
　　第七，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
　　对于大批新的干部的党内教育，现在也成为迫切的需要。此外，每一个干部应该获得必要的军事知识。
　　（六）两条战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左倾机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样，是生活在社会中间，因此它受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宗派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共产党内部最不坚定的分子反映出来。其次，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成份，无产阶级骨干极端薄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还占多数，所以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容易在共产党中找到它们的社会基础。
    一般的说来，中国党内工人贵族的成份是很少的，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上层知识分子是占着相当的数量。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至于那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等的社会根源。
　　此外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也是产生两种倾向的来源。列宁说： 
    “见解纷歧经常的来源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性――在矛盾中和经过矛盾发展的辩证性……。活的生活，活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的种种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能够完全把握住。然而不言而喻的，群众是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上去学习的，因此个别的人群或集团，常常在单方面的理论和单方面的策略体系中，过分重视或抬高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点或那点特征，过分重视或抬高这一发展的这个或那个教训”。
　　再从主观方面说来，我们的党还只有十六年的历史，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还薄弱，斗争的经验还不够，这也是使党内经常发生各种倾向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党内在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克服之后，常常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所以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是一天的或一个节期的斗争，而是经常的斗争，也是巩固党内布尔什维克思想一致的最主要的武器。
　　一般的说来：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是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而关门主义却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险中，我们应该清楚的向同志们指出究竟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而不是笼里笼统把什么工作中的错误，都叫作关门主义。
　　什么是关门主义呢？列宁同志说：
　　“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办到这事情，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这件事情离开胜利还很远。仅靠先锋队不能获得胜利。如果整个阶级，如果广大群众，并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这个时候仅把先锋队派去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可是想要真正整个阶级，想要真正广大的被资本所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上这种立场，仅靠宣传，仅靠煽动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乃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团体，共产主义的派别，它们目前的任务是要善于率领广大群众（而现在广大群众往往还是酣睡，消沉，守旧，暮气沉沉，而没有醒悟）走上这种新立场，确切些说，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也要善于领导这些群众以便他们转上接近新立场。”（《左派幼稚病》）
　　关门主义即是不懂得怎样把各种各样觉悟程度极不相同的群众集团与阶层，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引导他们到共产党今天所要求的新立场。他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格式，满足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它把群众中极端复什的问题简单化。它不去认真的了解群众而脱离群众，它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它只能走直路，不能走湾[弯]路。它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没有耐心的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它把自己的愿望当做实际。简单的说来，关门主义的实质即是把领导先锋队的领导党组〈织〉的原则与方法，去领导群众。
　　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政治形势的变动使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也随之而变动。比如，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与南京政府是正确的，现在拒绝同国民党与南京政府进行统一战线，却就变成关门主义了。所以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同对于时局估计的某种不正确的倾向联系着的。它有着一定的政治根源。但犯关门主义错误的同志，在政治上可以完全同意党的政治路线，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妨碍着党的群众政策的执行。
　　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虽是同盲动冒险主义有着同一的社会根源，有着相互的联系，但不等于盲动冒险主义。盲动冒险主义是从一种对于革命形势的过分估计而产生的一种拼命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政治路线或倾向。比如立三路线，就是盲动冒险主义的一种。它同关门主义在质量上是不相同的，但不论关门主义或盲动冒险主义，其结果都会使党脱离群众。
　　我们党，过去在领导群众策略某些的原则与某些群众工作方式上，犯过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某些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党内还严重的存在着。自然，这些错误的程度在各地党内也是不相同的。但总的说来，我党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如果我党在这方面是全部错误的，那我党今天，就不能成为群众的党了。
　　为什么这种“左”的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过去没有能够澈底克服，而现在新的形势下，又成为党内主要的危险呢？除上面所说的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外，还由于： 
    （一）过去十年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在广大的群众中所造成的深刻的仇恨，现在国民党的转变又只在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国民党今天有什么转变而且也不肯相信国民党出后会有什么转变。他们反对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
　　（二）我们党内过去没有严重的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为要消灭党内的关门主义，必须：
　　（一）坚决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打破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二）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的方法来分析时局，学会马克思列宁领导群众的艺术。
　　（三）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提拔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
　　无疑的，这是困难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不是一次的纠正，或空洞的叫骂一顿所能够解决的。这要无数千百次的斗争，教育与学习。
　　然而在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也是放弃领导群众走向新立场的任务的。难道在过去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吗？投降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共产党，不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吗？牺牲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谈统一战线，惧怕斗争等不也是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吗？这类右倾机会主义的事实是很多的。
　　特别在国共走向合作，全国和平统一开始实现的目前阶段内，右倾的危险正在增长中。因此，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尤其因为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互相贯通的，左倾的分子，在另一种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右倾，右倾的可以转变为左倾。左倾可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而右倾又可帮助左倾机会主义的发展。
　　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党应该注意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与之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我们同志的政治警觉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真能拿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去解决一切问题，只有政治警觉性与政治水平的提高，马列主义的武器的取得，我们才能征服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而保障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团结。
　　当然思想斗争的方式是要注意的。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对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然而思想斗争是决不能因为过去方式的不好，现在就不要甚至放松的。这种无原则的与市侩式的党内“和平共居”，是我们所不需要的。
　　每一同志的错误思想，我们是应该克服的，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保留自己的错误意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某一同志同党的路线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相信，他的错误就会不断发生，会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结果总不能为党工作，而且对党一定有害无益。因此，如果党无法说服同志，使他接受党的路线时，则这种同志可以最后“保留”他的意见，但可以不“保留”在党内。
　　相反的，如果一个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就是他承认了错误时，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他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所有我们党内的同志，切勿要以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态度，对付党内严重的政治倾向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 指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