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亲爱的同志们！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我党全体同志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最大的牺牲精神与坚强意志。
　　当日寇侵凌，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与十二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新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行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放在从属的地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是本党当时动员群众的口号，也就是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最初目标。稍有常识者均能了解，本党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的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阵线，一切说本党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第二西班牙的议论，其造谣中伤的作用，实是非常显然的。
　　根据于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内部的开始向着抗日救国方向的变化，本党从一九三六年八月即发表了《致国民党书》，提出了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九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详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虽则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不理我们的提议而且继续调动大军向陕甘宁苏区与红军进攻，然而我们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个基本方针，并且再三声明我们当时的战争，只是自卫战，当此民族存亡关头，我们是坚决不愿同国内军队作战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本党本此方针，调解双方冲突，使内战得以避免，和平获得最后的胜利。本党对于联合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忠诚，至此才为全国各界所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的是全中国民族的胜利，也是本党新政策的胜利。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本党新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这一宣言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当做了他在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共产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是把澈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的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与不澈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澈底胜利的可能。
　　从这个观点出发，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决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这些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种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与许可的。首先因为这是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必要步骤。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需要全国各党各派间的互相让步与妥协，需要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这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所拥护与赞助的。其次，这种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与]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对于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最后这些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同时本党也决不因为今天的让步，而承认过去十年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努力是白费了的或错误的。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取消人民权利，屠杀革命群众，使中华民族暗无天日，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扫地以尽的情况之下，本党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只有这一方针，才把国民党所抛弃的民族与民主革命旗帜高举了起来，才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及中国一切革命先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因为只有这一方针，本党才能继续动员群众，团集革命力量，创造中国革命的新的核心——苏维埃与红军，也只有这一方针，才把中国民族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与战士，保存了并锻炼了他们，才使中国革命的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中央能够继续去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正因为这一方针，所以今天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并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这样深入人心，在群众中发生了深切的信仰与伟大的力量。本党同志过去的牺牲奋斗，决不是徒然的。正是他们的热血与奋斗，创造出了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然而本党决不自骄自傲。在目前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使联合全民族的力量成为可能时，使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必要时，本党毫不迟疑的向着我们十年斗争的对手，伸出友谊的手，这只是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怀念于过去仇恨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处处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实际行动，表示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爱国分子的压力下面，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一些善意的愿望，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的，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虽是这些态度在极端转移动摇，高慢自大，与对本党造谣诬蔑的措辞之下掩盖着。一切这些，证明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开始的转变。这种转变证明本党过去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的估计，及本党年来所采取的联合南京及蒋介石共同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切这些也证明全国人民在本党号召之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逼迫与要求他们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改取新的救亡图存的政策，已开始发生了效力。我们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开始的转变，是表示欢迎的。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公开声明，象过去大革命时代一样，我们愿意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胜利，即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的胜利，同国民党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国共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得到了人民的信仰，而发动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也曾经因国共分裂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仰，造成了革命的失败。目前则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多数党员重复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再行整顿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乃是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客观历史行程的光荣事业。
　　然而应当着重的指出，国民党现时的这种转变，还是非常不够的，非常迟缓与非常含糊的，还不过是在转变的开始。从这种开始转变到澈底的转变，从现在到全国抗战的发动，还需要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才能达到目的。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期，一个需要紧张全党的精神，整齐全党的队伍，以争取抗战发动与胜利的时期。
　　目前的时局，要求本党全体同志的最大的坚持性，与忍耐性，只有本党全体同志的坚持的工作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才能争取与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发动，胜利是不会自然到来的，空喊也是无用的。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澈底转变，以及全民族牺牲一切参加抗战的决心，也不是一天所得达到的。这就要求我党全体同志以最大的忍耐性，同一切急躁症与轻举妄动的倾向作斗争。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决不是它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是一个持久的战争。
　　为完成目前阶段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景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但我党周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他不但有着世界最侵略最野蛮德意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援助，有着全副武装的侵略军队，而且他经常采取各种麻醉愚弄欺骗与恐吓利诱的不同方法，来达到他灭亡中国的自的。尤其重要的，他善于利用中国的汉奸与亲日派，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以实在[现]“以华制华”的最毒阴谋。他更会利用世界法西主义的警犬的托洛斯基派，来捣乱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些法西主义的警犬，今天正在公开的，或秘密的，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依靠汉奸，依靠中国各种黑暗势力，以至依靠国民党内一部分不觉悟的当权分子，进行着一切违犯中国民族利益的肮脏事业。他们在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高举着“剿共”旗帜，赞扬武力解决国内的分歧，破坏国共合作，离间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企图组织中国内部的“防共统一战线”以灭亡中国。
　　全党同志对于日寇汉奸亲日派，托洛斯基派的阴谋活动，必须有最高度的警觉性与严密的戒备，对于他们一切挑拨内战利用国内矛盾以达到掠夺目的的阴谋诡计，必须坚决揭发，给以致命的打击。不论他们在任何好听的名词之下，不论什么集团，凡足以破坏我们团结内部共赴国难的企图，必须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
　　当然，除了中日两国主要矛盾之外，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而且正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还仅在开始，而且非常迟缓，所以这些矛盾还是有相当的尖锐，我们的任务不是用强力去消灭一切矛盾，这些矛盾是无法消灭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而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解决国内矛盾的尺度。
　　中央认为国民党开放全国党禁，发展民主运动，在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上说，在适当解决中国内部矛盾上说，都是必要的方法，因为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民众[气]乃能发扬，敌人才能战胜。也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才能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应该指声：目前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迫切地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才能顺利的发展起来，以至走到澈底的胜利。把民主与抗日分开或成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应该指出：中国的和平统一，也只有在御侮救亡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为了巩固和平，并以和平方法取得进一步的统一，又必须经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才能达到目的，民国二十余年的历史，不但证明用内战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用独裁统一中国的破产。只有吸收广大的人民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当权的波党与政府才有所依靠，以破除国内封建割据的局面，而取得最后的真正的和平，以抵御外寇的侵略，而取得外力[交]与抗战的胜利。也只有全国人民的参与国家大事，才能使小[少]数野心家独裁专制的企图失其根据，而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得以产生，并将他放在巩固的基础上。
　　国内外形势紧急到了极点。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十五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唤醒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依照目前的情况，提出能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切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纲领。并为这些纲领的具体实施而奋斗。这种纲领的具体实施，不但不妨碍争取民族革命胜利的最高利益，而目标为了这个利益，这些纲领的实施，成为迫切的需要。本党反对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民族的澈底解放正是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但本党认为他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只有这种改善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的开展。
　　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以最大的政治警觉性，严密的去注意全世界与全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狭窄的局部的观点与事务主义中间解放出来。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党同志学习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去细心的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的正确的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列宁史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要记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这样正确的去领导目前的革命运动，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每一错误常能给革命以损失。大的错误可引到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我们不能一刻忘记的。为使革命胜利的前进，我党同志，应该了解他们自己所负担的责任之重大。在理论与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使自己能够胜利的愉快的完成当前的任务。
　　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澈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力[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评转变到批评的武器，从革命战争转到民主的与合法的运动，从同国民党政府对立转到同他们合作。我们还使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同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适当配合起来，使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求得辩证的一致。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需要关键。这里，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很细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接受每一个教训与经验，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关于领导群众的“左”的内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方式与方法的恶劣传统，同时又必须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只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方能保持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的不同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在党取得半公开以至公开的可能时，这些条件更有充分实现的可能，但不论在何种环境之下，这些条件的实现，决不能违反于党的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决不能使党的铁的纪律有丝毫的松懈。在目前形势下党内铁的纪律，比无论什么时候都重要。同时更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
　　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