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局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指示信

　　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中，党的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便是新区边区工作。在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后，在这方面有了转变。但是一般的来说，转变还是很迟缓的，并且在整个中央苏区之内，在一省或一县之内，转变是很不平衡的。例如闽赣粤赣在中央苏区内是更落后的，宜乐崇在江西是最落后的，泉上，彭湃［1］在福建是落后的等等。我们的党，苏维埃，军事机关，少共，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的努力，还是不够的。为着加强对于革命战争的领导，为着巩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阵地，克服新区边区的落后，争取新区边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中央局重新郑重的把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的任务提到全党的前面，并给以下面的指示：
   （一）
    为着澈底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广大的贫农中农和农村工人群众，发动和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积极性，必须澈底解决土地问题，澈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新区边区工作中最基本的一环。这首先要排斥一种机会主义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新区土地一次分不好的，开始没收分配的时候，只能马马胡胡的解决。”现在许多新区边区的土地问题，表面上解决了，实际上大部分没有解决，这种观点实给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观点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把没有［收］分配土地当作新的领土占领的第二天就应该着手作的事情，而慢慢的去进行（如东方军在闽西）。以后凡苏维埃旗帜插到一个地方就应该立刻着手没收分配土地。
　　在坚决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时候，必须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真正做到澈底消灭地主阶级，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到贫农中农雇农的身上，不让一个富农分得好田。但是新区边区地方党部红军中政治部，过去以及在最近在闽西作了各种各式的富农路线的错误，如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江西闽赣）原耕不动，（闽赣流行“原耕为原则”的口号，此外崇仁和闽西少数地方）分配的时候以收获量为标准（闽赣），闽西分谷子不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而采用四六分甚至补工钱和肥料费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崇仁店上）山林竹木是主要出产并在［且］操在地主富农手里，我们没有没收分配，此外还有以房为单位来分配的。上述实例，都是明显的富衣路线或其残余，同时是新区边区解决土地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的错误。另外一方面，个别地方提出“贫农分上田，中农分中田”的侵犯中农利益的口号。地方党部和红军中政治部必须开展反对各种各式的富农路线的斗争，同时纠正一切“左”倾的错误。在少数新区没有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必须立刻没收分配，而一般的新区边区更须切实的开展查田运动。要严格的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的土地法，那里有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明确的阶级路线，同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最后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两次决议，都给了执行土地革命法和查田斗争以具体的指示。
　　豪绅地主和富农的政权虽已被推翻，但他们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必然要用尽一切诡诈伎俩来保持自己的剥削地位，如威吓贫农中农，不许分田，保持“原耕不动”，如在闽西提议把地主富农的谷子交给政府不分，以阻挠群众的发动，在黎建资一带，他们混入苏维埃，把自己的田当作公田不分。特别当我们的政治宣传还未深入，群众还未广泛发动起来的时候，豪绅地主富农更要利用我们的弱点来遂行他们破坏阻挠的阴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时候，必须依靠自己在农业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中的深入的工作，很警觉的揭破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阴谋。领导土地斗争的组织（如没收分配委员会等），必须保障是积极的雇农和贫农占主要的成份，绝对防止被富农地主或其代理人混进里面。
　　没收分配土地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采取自下的平民式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要发动广大的贫农中农群众自动手来参加没有［收］分配的斗争，只有依靠雇农和基本××××［2］的发动，才能得到澈底的土地斗争的胜利，可是许多新区边区的乡革委或“查田委员会”把派人调查户口，田地和阶级当做中心工作，而不宣传鼓动群众起来参加，在闽赣有些〈地方〉，由革委派出突击队去调查，把田地分派给群众，以至群众不敢接受。这种脱离群众由工作人员包办的方式，不仅不能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富农，有时反而被他们利用着在群众中进行许多武断的宣传。在没收豪绅地主财物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发动群众参加没收并且当场分配给群众的地方，群众积极起来报告隐藏的豪绅地主；反之，有些地方打土豪不分给群众而搬到区苏乡苏甚至被工作人员私分的地方，则群众不愿报告隐藏的地主土豪。所以没收分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方式，充分运用“群众路线”。
　　土地斗争既然是新区边区工作最基本的一环，是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那就绝不应该象有些新区边区一样，只看作是土地部的工作或者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党必须领导着革命政权和革命的群众团体，特别是少共，工会一致的为着澈底的迅速的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在新区开始土地斗争的时候，应当组织没收分配委员会领导没收分配。分配完毕，应当紧接着立即组织土地检查委员会，进行查田查阶级，以便土地回跟经过这样的紧接着的步骤得到澈底的解决。至于某些新区边区土地问题已经过初步解决的，应该集中力量进行澈底的查田运动。自中央和中央政府把查田运动提到整个的党和苏维埃前面以来，新区边区仍然没有能够及时的迅速的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局特再唤起各省委和边区新区党部为党的两次查田运动决议而斗争。
　　（二）
　　中央曾经郑重指出“苏区工会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工会工作所以落后于工人积极性和党的其他工作的发展，基本的原因是由于澈底实行劳动法保护工人利益的事业上遭遇了某种程度的忽视。这种情形在新区边区表现得更为严重，许多新区边区的党里面，发现对于工人力量估计不足与对于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许多地方，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只有形式的机关（闽赣），工人经济斗争没有发动，劳动法没有切实实行。甚至最近福建省工会的代表在连城主张减少工人工资，闽赣党的干部中有人认为“工人情绪很低，店员靠不住”，因此没有什么经济斗争和工会工作可做。因为这种原故，边区新区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在战争动员和土地斗争中没有相当的表现出来。党里面工人成份特别的少，只有少数的城市见到相反的情形，如门岭，建宁的工人曾经多次武装起来保卫苏区，实行与敌决战。最近洋口有七百余工人加入红军，这正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积极的组织和领导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开展了政治的工作，为着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发展工人群众积极性，提高他们在土地斗争，革命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各个战线上的领导作用。必须在新区边区的党内坚决开展反对对工人力量估计不足和对职工运动机会主义消极的斗争，把“不让一个工人站在工会之外”，“不让一个工人没有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当作日常战斗的口号，谁不为这口号斗争，便该把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着谁。
　　（三）
　　在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没有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政权的机关，革命［委］大都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坚决组织和领导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武装群众，澈底摧毁反动统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使临时的革命委员会政权迅速的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闽赣省委八月份报告说：“政权机关改造仍没有多大成绩，肃反后仍有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内，改组的几个县委仍没有工作能力，区乡更糟”。连城八月报告说“革委主要工作是没收土豪及与土豪代表接头”。最近与敌人残酷决战的当中，边区新区革委中时常发现阶级异己分子反水的事情，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很久很久甚至十几个月，还没×〈有〉成为苏维埃。为要巩固临时的革命政权并使这个临时的政权迅速的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列各项：
    一、应当严格选择革命委员会的成份，在革命委员会之内，“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其在军队中或在地方民众中有影响的分子不得不让他们加入革命委员会，加入后如果不能在革命委员会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么，从第一天起我们便须设法使他们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时候，把他们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国际路线第二本九九页）。估计到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并不能“绝对保证党的训令的执行”，有些革命委员会中潜入了阶级异己分子，甚至有革委而无党员的，特别是最近敌人阴谋〈破坏〉革委的手段更加巧妙，如他们在红军未到时即组织革委，当红军政治机关表示对革委成份不满，他们即自动改组等等，都证明上面这一指示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我们地方党部和红军政治机关，必须最严格的选择革委的成份，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或来历不明的分子混入革委，在革委里面，必须领导［保障］组织上政治上我们的党的绝对的领导。
　　二、革命委员会必须积极的领导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工人经济斗争，解决城市贫民的要求，组织城市和农村的工会，组织贫农团，使他们成为革命政权的柱石。同时把群众武装起来，利用一切新式的旧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
    三、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进行肃反的斗争，依靠于政权武装和群众的力量，残酷的镇压反革命。
　　四、“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权。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同上九九——一百页）五、地方党部必须加强自己对革委的领导，因此要派得力干部到革委工作，并建立革委中强固的党团，经常检查革委中党员的工作，听取党团关于革委各部门的工作报告，给以具体的指导，必须保证党团绝对忠实的执行党的一切政策和训令。闽赣省委报告说“整个说来党对政府工作领导极为薄弱，在县及某些区，党的负责同志可以包办一切，而政府主席如菩萨，大多数区委及支部则对政府工作不理”。党对政府工作“包办”或“不理”的两个极端的现象，不只闽赣才有，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
　　（四）
　　“已下台的剥削者，本来不料他们会下台的，本来不相信这个，本来未曾想起这个，于是就以多倍的毅力狂疯的热情万分的仇恨起来奋斗为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国’”（列宁）［3］。当其我们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没收地主阶级［阶级］打击了富农以后，无疑的要以“多倍的毅力狂疯的热情万分的仇恨”起来反对我们，企图推翻革命政权，恢复他们的统治。特别是我们正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尤其特别的是新区边区在这〈种〉形势下所处的严重的环境：那里革命的政权还刚才创立或极不巩固，而反动统治还未澈底摧毁，包围我们的敌人的武装时时向我们袭击，他们极力组织法西斯蒂和各种各式的暗探机关，反革命组织等来与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勾结，组织复辟。我们不仅要武装的反抗外面的进攻，我们同时要极警觉的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如果放任内部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将不可能战胜外面的敌人。
　　七八月间在闽赣省委领导之下在黎川资溪光泽破获了大批ＡＢ团和改组派的组织，使闽赣苏区在敌人残酷进攻的前面消灭了暴动阴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那里发生肃反中心论倾向，省委已在纠正）可是我们冷静的检查大部分新区边区的肃反工作，便发现那些地方的党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是很不够的，因此，肃反的工作是松懈的，赤色戒严和步哨没有严密的组织起来。敌探以至武装团匪可以没有阻碍的深入苏区数十里，区苏或区委时常突然的被袭击包围，游击队，政权机关以至党的组织内时常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反水，但我们没有事先觉察，对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与造谣多不注意及时的揭破，有时造成群众中的恐谎，而我们反莫名其妙。这些严重的现象，客观上表现了对反革命“仁慈”的倾向，我们必须与这种倾向进行残酷的斗争，战斗的加强新区边区的肃反工作，以群众的暴力“坚决的肃清反革命阴谋，澈底的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一、首先重要的是加强肃反委员会的组织，肃委的领导必须是对革命最忠实的并且对肃反工作比较熟练的干部充当。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须创立这个组织。
　　二、在肃委中和其周围，必须吸收当地工人贫农中最坚决积极的分子参加工作，经过他们建立与广大劳苦群众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肃反工作将不能开展起来。
　　三、扩大保卫队的组织使之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组织严密的步哨和赤色戒严。
　　四、要广泛的采用群众的革命的手段来处置反革命，对付反革命必须采用暴力，这种暴力要依靠在革命的劳苦的群众身上，而不是依靠在几个工作人员的搜索与专断。对于显然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反革命首领，必须经过群众大会公开审判，由群众处决而不要机械的经过合法手续。
　　五、对反革命的武断宣传和造谣，一方面要及时的揭破，另一方面就要追求其线索和来源，达到破获的目的。
　　（五）
　　部分苏区群众被反革命欺骗或威胁因而转到反革命影响之下的，有两种情形：跑到白区去；加入大刀会难民团守望队童子团等。两种情形都在反革命领导之下，并且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加入，这些于我们是敌人。唤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影响威胁之下的群众。
　　跑到白区去的群众有两种情形：一是当敌人进攻时群众未及走避被敌人押去白区；一是平常跑出去，由于阶级斗争不深入，有的由于工作方式（如强迫命令）或策略（如侵犯中农利益等）的错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欺骗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跑到白区。跑到大刀会等反革命组织中去的，也有这同样的情形。
　　此外，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在邻近白区“乱打土豪”侵犯白区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至在许多地方造成“赤白对立”的城垣，敌人便利用这种错误。闽西十九路军被红军击退时，拿“土共来了，扫帚也要××”的口号威吓成千成万的群众跑去敌人的后防，并且扩大童子军的组织。
　　反革命首领对于跑到白区或大刀会等反动组织中去的群众，除掉欺骗外，就是威吓强迫他们进攻苏区或修筑工事马路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跑往白区的群众是容易争取回来的，大刀会等反动组织里面的群众也是可以分化出来的，闽赣省的光泽资溪曾争取了两万多跑去白区的群众回来，群众回来后积极带路捉反动领袖，就是极好的例证。
　　但是有许多地方，我们的地方党部和地方武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有的没收跑出去的劳苦群众的财产，新泉芷溪竟发生没收被胁迫去白区的红军家属的财产；对大刀会只是单纯的采劝围剿”，石广游击队甚至认为凡是大刀会地方都是匪巢，几是匪巢都无条件的烧杀没收，群众的纸槽香菇栅一概毁灭。这种国民党式的政策，使〈大〉刀会首领更能欺骗一部分纸工木排工和香菇工人，拿“打下山去，不打红军苏维埃，只打游击队”的口号煽动群众。湖坊熊村赤卫军将捉了的大刀会群众“乱打乱杀”；闽赣有的地方，当群众争取回来的时候，要他们向苏维埃悔过，同样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政策，仍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把一切暂时被反革命欺骗或跑往白区的劳苦群众当作“反水群众”，不了解群众是不会反水的。反革命领袖是一方面，在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又是一方面；前者是苏维埃的敌人，后者完全可能成为苏维埃的拥护者。所以反动领袖不得不向群众说“大红军好”“不打红军苏维埃”，正因为群众是拥护红军苏维埃的。×××［4］种错误就是东方军政治部×××××首政策”，希望真正反革命分子××这种政策，实际是反映着对反革命首领妥协的倾向。
　　我们必须在严厉的反对一切对反革命妥协的倾向的时候，无情的打击不相信群众的“反水群众”的理论，纠正地方党部游击队等所犯的“左”的政策上的错误。
　　估计到成批的群众跑去白区都有反革命分子从中威胁煽惑，必须在×××时候，进行严密的肃反工作。估计到大刀会童子军等是一种反革命的武装组织，必须加强地方武装（赤少队独立团等等），坚决对这些反革命武装实行群众的武装的进攻，严厉打击类似过去合泽的同志在建黎泰所执行的防守政策。
　　估计到一切反革命首领常常提出巧妙的欺骗口号来煽惑群众，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的从实际例子中去揭破那些欺骗宣传。估计到反革命首领的欺骗口号，一部分是利用着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严格纠正自己的错误，以至向群众公开承认这些错误，用实际的事例去说服群众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影响而转到我们方面来。
　　对于跑去白区的或加入反革命武装组织的劳苦群众，不仅要采取各种各式的方法去宣传他们回来，不仅不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危害他们留在苏区的家属，并且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同样要分配给他们××他们回来分田。对于反革命的首领××××××劳苦群众，也要同样待遇。这样才能使这些群众完全了解苏维埃是保护他们利益的，是他们自己的政权。
　　游击队应当是苏维埃种子的散播者，新的苏维埃的组织者，必须严格的执行党和苏维埃的政策，坚决肃清游击队中“土匪主义”的倾向，如乱打白区劳苦群众，以及脱离群众的倾向如没收豪绅地主财产，不分给当地群众，不组织当地群众斗争等。必须这样，才能根本消灭“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
　　估计到争取回来的群众，他们曾经受过各种各式的反革命欺骗，我们不仅要发动群众以极热烈的诚恳的态度欢迎他们，慰劳他们。被我们缴械的大刀会等反革命武装组织，除开把首领交给群众审判处决外，对于群众不仅不要杀害他们，同样要安慰他们。我们更要向这些群众尽量揭破反革命首领的罪恶，解释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组织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肃反工作和继续消灭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六）
　　三次战役中赤少队游击队英勇的作用，而在四次战役中“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非常的不够”（《斗争》二十一期第三页）。这种现象自然最厉害的表现在新区边区。依据于环境的需要，新区边区的赤少队游击队应该表现出最高度的积极性。但事实恰恰相反，那里的党部很多表现倚靠大红军的心理，“大红军不在，—切没有办法”。现在的状况是四次战役来发展的新区，赤少队极少真正建立起来，比较老的边区和新区，赤少队大部分表现出没有自卫的能力，调动着去配合红军作战，则发生开小差和逃跑。
　　地方的游击队（除开红军直接组织领导的）的现状是很严重的。大部分的情形是这祥：（一）游击队不仅很少扩大，反而日渐缩小，（二）时常发生开小差或拖枪反水，特别在敌人进攻紧急的时候，（三）不敢出击，伸出即回；或者游而不击，击而不游，（四）出击时“乱打土豪”，没收不分给群众，（五）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在队伍中，甚至担任领导工作，（六）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上述的现象在部分的独立团营也同样存在着。
　　在会寻安方面，虽在敌人积极进攻的环境中，无论赤少队和游击队都没有什么改善，其他地方赤少队一般是没有改善，在闽西和闽赣少数地方游击队有极微弱的转变。
　　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严重的向全党提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党“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区域，必须保证游击队中坚强的军事与政治的领导，与游击队中脱离及违背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无情的斗争”。为着使地方党部，政府和军事机关能战斗的解决这个任务，中央局曾经发出关于赤少队的指示［5］（《斗争》二十八期）并准备发出关于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专门的指示。边区新区的党，必须在中央关于五次“围剿”决议的总的路线之下，遵照右述个别的指示，在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方面执行切实的转变。
　　（七）
　　为着解决上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区边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必须在新区边区党内开展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改善党的领导方式。
　　一、因为罗明路线的损害，曾使新区边区工作陷在严重的落后的地位。直到最近反罗明路线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一部分新区边区，如宜乐崇，安远，寻邬，南丰，新淦，信丰，闽北，武平等地方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展。那些地方不是没有“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退却逃跑的呼声”，而是“反对”只限于“空喊”，没有具体的联系到实际工作的转变以及领导机关的真正的改造。所以新区边区的党，首先最重要的是坚决的肃清罗明路线，反对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把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着口头很漂亮的反对机会主义而实际忠实的拥护机会主义的两面派，向着清谈两条战线斗〈争〉而与实际工作转变脱离的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对于不能立即解除自己反党武装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机会主义的主要负责者，必须从领导机关中撤换，代以新的领导，保障每个党部苏维埃武装队伍和群众组织的领导都能绝对执行党的路线和上级机关的指示。
　　在坚决进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必须顾及到新区边区的党比中心区要年幼得多，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特别是年轻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们的错误的时候，要充分采取同志的态度而耐心的去说服和解释，具体的指出正确的方法，特别要能作出实际的例子来证明所指示的正确。然而这并不减轻共产国际的指示［6］：“正在进行着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需要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这就是说“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上级机关指示的执行以及与居民群众的相互关系，都要特别严格的负责，对于游击队和红军中的党更特别重要。党员领导的队伍，应当注意到使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事业［纪律］和对革命事业澈底忠实的模范。在事实上实行为反对违反苏维埃法律的罪过之每个党员的最严厉的个人负责办法，党员比非党的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恰恰相反的，说服解释的工作更能提高党员对于革命纪律的自觉的责任心，所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关于这点，（即上面的引文——作者）必须向党员和同情者进行解释工作”。
　　二、必须把争取党员数量的发展和创立新的支部当作组织上的重要战斗任务。有些新区边区经过几个月以至大半年的工作，党的组织还仍然极端窄狭，有些地方根本只机关工作人员中有党员，没有地方支部。为着解决这个［这个］战斗任务，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办法，如责成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特别是接近群众的工作的党员，经过他们自己的工作路线去介绍党员，给每个这样的工作同志以具体的征收党员的任务；责成支部每个党员介绍新党员，经常把发展党员的工作提到支部中检查和讨论；在没有支部的市镇和乡村等，指定专门的同志去担任建立支部的责任。在新区边区的环境中要尽力的扩大关于共产党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共产党是什么，但党员的吸收，必须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中，采用个别征收的办法。群众大会上摆摊子式的报名入党，就在中心区也是坏的办法，如果拿到新区边区运用，是更不适宜的，因为容易使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里面来。
　　三、为着加强新区边区党的领导，必须切实执行“最好干部到新区边区”的口号，不只中央和省委要担负这个责任，县委对于新的和边境的区，区委对于新的和边境的乡都要严格的执行。同时对于调去新区边区的干部要尽可能经过相当的训练，给他们以初步的关于新区边区工作的策略和方法的知识，不然他们会机械的把老区工作方法搬到新区边区，不能接近群众，或则在新区边区许多特殊的以至困难情势的前面，表现没有办法。
　　另一方面必须培养与训练当地干部，这不只因为外地干部不能满足需要，主要的还因为没有大批的当地干部逐渐提收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地位上来，〈党〉与群么的关系很难达到应有的密切。必须粉碎新区边区党内特别是外地干部中不相信当地干部力量的倾向，坚决提拔在群众中有信仰而积极工作的党员担任适当的负责工作，耐心的给他们训练和帮助。
　　四、新区边区的党在领导方式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不会运用“群众的路线”，在没收分配土地，肃反等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会发动群众参加，许多地方只是少数工作人员直接的干，日常工作也是这样，干不通时，便强迫命令群众，或则消极起来，坐在机关里叹气。这种领导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能起来的，只有自己干，否则只有强迫命令。另一方面，组织上的基本原因就是群众组织狭窄，并且多半只是有空机关，甚至有些地方没有开始组织，因此党与群众之间缺乏“轮带”与“杠杆”，没有动员群众的工具。所以要使党的领导能够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就必须要努力组织群众的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会，青年团和贫农团，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党的每个口号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动员各种群众组织。组织强大的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是转变新区边区党的领导方式的基础，是在残酷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
　　×××
　　中央局责成各省（委），边区新区的县委区委详细讨论这一指示信，并且在支部中作报告。省委县委须将新区边区工作转变情形随时报告中央局，关于新区边区的白区工作，另有单独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释
　　［1］彭湃，县名。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经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增设的八个县之一。其它七县为：洛口、龙冈、杨殷、赤水、长胜、西江、门岭。
　　［2］“××”是原有的。下同。
　　［3］参见列宁《无产阶叛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六四○页）。
　　［4］“×××”中央档案油印件为“另外一”。
　　［5］指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央局关于健全赤少队与今年举行野营演习的决议》。
　　［6］指一九三○年八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最近组织任务的议决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