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鄂豫皖苏区党省委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这封送给你们的信，是根据你们所送的文件及你们代表的口头报告写成的。前次送给你们的秘密的训令［1］，是关于再组织你们军事力量及你们立刻要执行的军事计划，希望你们以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积极性把它们完全实现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去年九月间所开的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对于目前国际形势及共产党的任务曾有最清晰的分析与指示，至今时愈［逾］半载，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这一分析之正确。十二次全会告诉我们：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之尖锐化，猛烈地向前进展，危机已到了新的阶段。目前世界情势中基本变动的事实便是：
    （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间的力量关系上，表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动。首先是苏联以惊人的速度，实行了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伟大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愈益确立了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之经济独立性。这使苏联相对的重要性大大增加。现已在实施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改造和向前发展全部的国民经济，消灭阶级及产生阶级的因子，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苏联之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基础的意义，更加增大了。
　　（二）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1）经济恐慌日趋尖锐化，工业缩小，使失业或半失业的占工人阶级一半以上。美国这次金融风潮更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财政恐慌。农村经济的危机与农民的赤贫化，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2）这一险恶的形势就不得不引起革命高潮的生长，普遍到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西班牙是在革〈命〉的漩涡中。在中国――有革命形势的存在；在很大的地域上，苏维埃革命胜利了。在德国――有阶级对立之非常尖锐化；一方面有法西主义的生长，他方面有革命的群众斗争之生长，革命危机的前提是在加速度的增〈长〉着。有些国家或接近着革命的危机（波兰），或在国内国外对立非常尖锐化的事变中在最近将入于革命危机的情势之中（日本）。在印度和拉丁美洲诸国中，革命危机的发展是停滞着。……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的力量，是在坚强的生长着，但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兰西革命运动之高涨，虽比前是有了发展，但还远远落在国际情势的高度紧张的后面”（十二次全会）［2］。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对国际革命运动的情况估计实有过分之处：“……证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在各国［个］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走向成熟”。（3）帝国主义国家间冲突之更进一步的尖锐化。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之剧烈的斗争，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日美，英美和法意等国间的关系之尖锐化，关税战争与军备竞争，如最近军缩会议之僵局，凡尔赛制度的震撼，但泽问题之紧张，与德波备战及德法关系之紧张，已经引导了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到直接的危险的阶段。（4）反苏联的反革命的战争的准备加强。这一愈见尖锐化的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是不能孤立去理解的。苏联之存在与其力量之迅速的增加，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想以暂时渡过他们自已间增长的对立，去在进攻苏联上找求共同的计划的期望，也愈增加了。在远东，日本已将满洲和热河变为准备进攻苏联与外蒙的军事根据地，集中军队于满洲，创立白俄的武装，拒绝〈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最近且指使“满洲国”积极向苏联挑衅，企图完全占据中东路，英法美都在竭力促使日本开始反苏联的冒险。同样，法国的远征军之组织，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之狂热的准备，德国之法西斯蒂的专政及其对苏联的恶感。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之“和平共居”的时期，行将完结。
　　“这一切事实，完全证实了第十、第十一两次共产国际全会的决议对于发展形势估计之正确，指示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过程中一个一定的转变，一种敌对的力量之独特的转变。这在有些地方，如暴风雨般的进行着，在有些地方，则比较缓慢地进行着。这敌对的力量，在某些非常重大的关键上，已经开始了冲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终结了。但在最重要的与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和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的冲突的新阶段（即革命战争的新的阶段的过渡期中）”（十二次全会之决议）。
　　二、在中国，战争与革命已是实际的事实，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苏维埃革命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获得了胜利，在最近一年中，江西中央苏区是大大的扩大了，红军的数量和战斗力是大大的增加了。去年一年中，江西红军在数次的胜利中夺得了十万左右的枪枝，最近又给了蒋介石对江西的“围剿”以严重的打击，击败白军九师的兵力，完全消灭了五十二，五十九等师，于此可见中区红军壮大之一斑。围绕中区的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闽粤赣各苏区亦着着向前胜利。在川陕边境开辟了新苏区，这对于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将发生很大的政治兴奋和组织的作用。鄂豫皖苏区虽因领导的错误而受到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仍保有数百里上下的苏区与两万以上的武装，近且由于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党的坚苦工作，得到许多胜利。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深信在你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之下，不仅能恢复旧有的苏区，且更将扩大，以震撼敌人的要害，湘鄂西苏区虽也受相当的损失，但三军〈团〉的主力依旧存在，而且正在湘鄂边胜利的进行战争。整个说来，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实已成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劲敌。在目前广大群众贫困破产及民族危机的环境中，它已成了赤化整个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因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之尖锐对立，正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中国两个发展的前途的斗争，这一斗争在目前已经进入了残酷的长期国内战争和决定胜利的战斗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国民党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之下，来〈反〉对这所谓“心腹之患”。党在这种情势之下，只有清楚的了解和抓住此种尖锐对立的形势，才能真正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劳苦群众来开展胜利的革命战争与冲破敌人的“围剿”。但我们审查你们的文件，对于这一形势之认识，直至最近仍然是不正确的。如省委第一次扩大会的决议案写道：“目前国民党的主力还未完全消灭，而苏区与红军反‘包剿’的胜利，虽然暂时激起了局部的军阀战争，必然终于要促进在死亡之恐怖前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互相团结，所以扩大会认为目前我们的反‘包剿’的斗争，依然是在紧张的关头”。试问这种分析与中央一切的指示有何种相同之处？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用空洞的“左”的词句来模糊甚至否认两个政权之尖锐的对立，因此实际上忽视了反对‘包剿’的重大任务，正是鄂豫〈皖〉省委在这一时期所犯错误的基本来源。
　　（二）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阶段。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是在全力的进行着，在征服满洲和血洗上海以后，现又占领了热河与河北大部，英法除掉积极赞助日本这一行动外，也正在进行囊括西南诸省的计划，美国为着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正在企图变整个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切完全说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如何在疯狂的进行着。国民党始终是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它不仅不派一兵一卒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加紧白色恐怖，镇压和屠杀一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群众。最近热河的出卖，完全是国民党预定的计划，目前正在“抵抗”的烟幕弹下面与日本进行秘密的谈判，国民党之极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主要的就是要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的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是在迅速的开展着（各地工人学生之反帝斗争，东北义勇军之苦战，前线士兵英勇牺牲……），而共产党与苏维埃对于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也就日益扩大。无疑的，此种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只要吾党能给以正确的坚强的领导，必然能配合红军的胜利，形成大规模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三）全国国民经济之总崩溃，实已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大批的失业工人与灾民难民得不到丝毫的救济，在业工人在资本家残酷的进攻之下，时时都有开除和停工的危险；农村的破产更不用说了，去年的收成虽然较好，然因物价狂跌，农民更加破产，全国劳苦群众处在这水深火热，颠沛流离的下面，真是忍无可忍；城市中工人之罢工运动与失业工人的斗争汹涌激荡，乡村中抢粮吃大户的斗争与游击战争正在猛烈的开展，苏维埃的土地革命已经在许多新的区〈域〉开始了。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及其各派别的对立，是在日益加深，现在它要更加依靠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它的真面目。然而从这里绝不能作出统治阶级可以自然的倒台之结论。相反的，国民党正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尽它所有的能力来挽救它的血腥的统治。目前的革命危机是否能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那就要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对于广大劳苦群众的夺取了。正是根据此种形势，国际十二次全会就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六个任务：“（一）在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争取中国之独立与统一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二）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三）为推翻国民党制度而斗争；（四）坚决的采取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组织并夺取组织在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的路线；（五）开展游击战争，在满洲要提出并进行成立农民委员会，抗租，抗税并拒绝政府的一切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的民众政府的口号；（六）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苏维埃区域的成功，宣传中国工农民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十二次全会的决议）。
　　三、我们仔细审察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
    鄂豫皖苏区的党，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错误的实质，便是“左”的空喊代替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与准备来冲破四次“围剿”，以后所表现的狼狈惊慌与掩饰自慰乃是这一错误之必然结果，一切想把军事的错误与政治的错误分开，或将后来的错误与开始的错误分开，都是不正确的。要知道这一错误之所以形成，正是因为鄂豫皖的领导同志，没有真正了解和纠正在四次“围剿”开始时中央所指出的错误（即关于敌人力量错误的估计）。固然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否认个别负责同志所犯错误有轻重之不同，但这对于整个问题并不会有什么改变。现在让我们把你们的主要错误一一加以分析和指示：
    （一）轻视敌人的力量，毫无持久应战的准备。“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国民党便又动员几十万的大兵来“围剿”苏区，对于从几方面威撼武汉的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尤在首先攻击之列。尚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先，中央曾警惕过各苏区的党要严加准备，可是你们在初步胜利之后，便昏头昏脑起来，以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更何畏于“偏师”？故甚至准备退出七里坪的时候，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力，便题曰：“国民党匪军的全线总退却”。这一恃胜轻敌的情绪，自然使你们感觉到一切准备皆是多事。一方面，你们只想到“红四军是无战不胜”，但并不去积极准备，那些足以取得“无战不胜”的条件，不知红军所以能战胜在技术上，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正因为他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援助；另方面，你们只想到国民党匪军会望风披靡，却不想到敌人也会顽强抵抗，以持久耐战来挫折你们的一股“趾高气扬”的骄气，转使你们陷于狼狈的情境。这里要了解“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一往直进，在在胜利的，……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是那些在胜利的暴动时期表现自家英勇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的进攻时，既会打胜仗，同时要能在革命退守时……一样会表现自己的英勇，不垂头丧气。……不要张皇无所措手足”（斯达林）［3］。列宁也说过“不仅要学会进攻，而且要学会退守”。在这次“围剿”中，你们起初只是逞一鼓之勇去冲锋，并没有作战的计划，和广大的群众的动员，迨后遇着顽强抵抗，遭受一些挫折，便“张皇无所措手足”，乱兜圈子与无目标的西逃。
　　这一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之不正确估计的残酷［余］观念，仍然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可以看得出来。譬如你们以为“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已损失过半……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紧急会议在这方面，只是重复这一观点，如说“以鄂豫皖为中心的第四次‘包围会剿’的陷入失败地位与主力军大部的丧失，和全国工农斗争猛烈发展，使整个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立即有死亡的危险”。又说“蒋介石在江西中央苏区红军胜利进攻之下，搜集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另方面对自己的估计则是“农村中苏维埃已经巩固起来，在反‘包剿’的斗争中已经站在胜利中不能失败的地位”。这是明明白白抹杀鄂豫皖苏区受到了相当损失的事实。
　　我们号召你们要立刻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过分的估计，很明显的，国民党在与帝国主义妥协之下，动员了全国〈军队〉的精锐来攻打红军，有细心的准备，筑公路，建堡垒，并不能视〈为〉“残余的主力”；中央苏区的红军近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予敌人以重创，但还不能认为这次“围剿”“已经陷于失败的地位”。这种模糊实际的观点，只会松懈我们的战斗动员，再重复你们轻敌的错误。
　　我们从你们的报告中和决议中，可以见到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中，因为红四军的退出，城市的失守和目前的困难，发生了一种恐惧失望的情绪。这正是狂热后的反映。征服这种情绪固是开展今后斗争之必要的条件，但你们在决议上主要的还用空谈一般“客观的顺利条件”来安慰自己，而没有真正提出许多切实的办法来打破暂时的部分的困难，去发动同志们的积极性，这同样是表示你们在客观［观察］和处决问题时，缺乏阶级的锐敏性。
　　（二）无计划的运动战，无目标的兜圈子
    正因为你们没有持久应战的准备，对于黄麻苏区“似乎没有任何的信心”及对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发展的目前阶段，没有充分的了解，故“化整为零”，决定了在苏区周围和［乱］兜圈子的战略，追根究底，你们这一战略是从你们的整个政治估计中产生出来的。
　　目前最大的危险――决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是不愿爽爽快快的依照一定的计划，配合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在从前的时期，为建立并巩固某一苏区以反抗敌人，旧的游击战争是充分的，因为当时的敌人还没有很好的准备，用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但只是这个策略，决不能破坏敌人强大的力量，决不能防止敌人在我们苏区的周围筑起堡垒与交通网。起初，我们的军队还缺乏强大而〈有〉组织的单位，更使我们在当时难于作正式的战争。但这数年之间，我们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军备和组织上也大大进步了，游击战与正式战的适当配合，已为可能之事。这个配合作战，更因敌人之变更策略而成为必需。
　　可是，你们既没有在战争一开始，即用各种武器（原始的也在内）去武装民众，发动他们的游击行动；另方面又不曾利用有组织的集中的方法去反抗敌人，而主要的却是无计划的作战，遇到敌人时即进行所谓“运动战”。因为没有计划与合作，使战胜白军时之猛烈的追击也成为不可能了。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的策略，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
　　在接到省委二月廿一日的信后，使我们不得不再着重警诫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飘忽的游击战略”。据信说：“敌人正在找我们的主力作战，以求消灭我主力”，而我们并没有制定一定的反攻计划，仅“用‘飘忽’的战略去对付”。这引起了我们严重的不安。我们责成省委根据中央此次之军事指令，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不要重犯以往的大错。
　　（三）没有战到最后的可能，轻易地放弃了苏区根据地。
　　因为我们主力的领导，固执于“不定的战略”和“兜圈子”，使敌人能够深入而威胁我们的根据地，缩小我们的区域，而在苏区中作战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党的任务只有团结群众，集中武装力量来为防御苏区作猛烈的斗争。根据你们的报告，你们先前对于敌人军队是为一种轻视的估计，而后来投向到悲观惊慌的观点，终至狼狈撤退。可是如果竟有同志为这种错误的策略企图立了“理论的”根据，认“苏区没有什么大意义，但是武装力量必须保存”，那末，这不仅是策略的错误，而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路线，我们必须与这种危害革命的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不能把苏区与红军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苏区是红军之存在，维持和壮大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红军是苏区之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的柱石。没有苏区，红军不是瓦解，便会溶化于游击的集团。没有红军，敌人就要粉碎苏维埃。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
    此外，我们认为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使他们置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前而得不到红军的保护与适当的防御手段。这样，在我们恢复原有苏区与扩大新苏区的事业中，将要受到更多的困难。加上我们个别队伍行动中的错误，如刘士奇同志所领导的队伍的行动，打骂跑反的群众，乱抢东西，这对于群众会发生最不良的影响。
　　总结上述，我们承认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鄂豫皖苏区方面已经部分的达到了目的（详见军事指令）。鄂豫皖苏区，因为从前的苏区在战略上的地位讲，是有最大的重要性（控制长江，围困武汉，威胁平汉铁路），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而对于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有给以致命打击之可能的旧苏区，对于敌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对于我们是一个宝贵的强大的基础。你们应用一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不要等着红四军之归来。我们不能同意你们“令其全部或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的请求，因为红四军已经在西北开展了革命的战斗，创造了新的壮大的苏区，我们是不应该将这块千辛万苦打来的苏区，再送给敌人。第二，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第三，红四军从四川经过陕西，打回鄂豫皖旧苏区，是一种长途的行军，很有招到巨大损失的危险。第四，你们现有根据地及武装，能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创造强有力的红军，这里需要的是艰苦的工作，你们应该动员党，苏维埃，工会和广大群众来完成这一任务。
　　（四）在四次“围剿”以后，苏维埃的建设，党与工会等的群众工作是大大的减弱了。巩固与扩大苏区，创造强有力的革命军队，都不能不建筑在广泛的群众工作基础之上。列宁说过：“要使得革命政府努力依靠着人民的下层，工农群众，――非如此，则它便不能支持下去，没有民众的革命的自发性，则革命政府等于零或且甚焉”。又说：“革命政府应当提高‘人民’而组织其革命的积极性。”（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二一一页）［4］。可是你们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对于苏维埃工作是很少有真正的注意的……很少分配干部担任苏维埃工作。现在省苏维埃与下级苏维埃的工作几乎仅成为一个空架子。”“苏维埃的代表一般的没有向选民作报告，而代表仍然有指定的现象……群众对于苏维埃委员会很少有自动的热烈参加……”（你们代表的报告）。这样，苏维埃并不是由广大工农兵士群众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政权机关，而弄成了第二个党组织的模型，没有发展群众的德谟克拉西以启发群众参加工作的积极性，而群众的积极性在解决了土地问题，取消了苛捐杂税，推翻了反动统治的苏区里，是非常伟大的。但你们并没有经过党，工会，苏维埃的群众工作去组织它。工会工作表现着严重的忽视，在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上，仅是空而又空的写过：“建立京汉路和汉口武昌等中心产业城市的工人运动”，丝毫没有一点具体的东西。你们对于群众工作这一严重的疏忽，是大大的削弱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而且这也使一切反革命派容易活动。把这一切，皆用缺乏干部来说明，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向你们建议，立即举行苏维埃改选的运动，很勇敢的提拔工农干部到苏维埃机关工作，切实考查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实际工作，给以很大的革新，而这一切工作之进行，要与冲破敌人“围剿”，扩大红军和苏区联系起来。
　　（五）对于伤病士兵的处置是绝对不可容忍。
　　对于伤病士兵的处置，于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工农红军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根据你们代表的报告，你们对于病兵的处理，直是不可容许的罪恶。“第一次想将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内，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想将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这样行动的结果，使一万多伤〈驳兵回到苏区的仅有二千多人。此外，对于随军的看护与医生亦采取同样的方法，设法丢弃他们”。这是近乎公开反革命的罪恶，而省委仅给罪魁以严重的警告。这是最腐朽的自由主义，省委完全不去了解这一罪恶的行动会在群众中发生最不良的影响与结果。现在事虽过去，但我们依旧向你们严重提议，立即逮捕罪魁，交群众革命法庭审判，依革命法庭［律］严办，并将这一处置的结果，在广大的群众与红军战土中宣传，若长此掩盖下去，就是省委的莫大罪过！我们要求你们向全党和革命负完全的责任。
　　（六）没有健全的党的生活，缺乏充分的阶级警惕性。
　　根据你们代表的报告，在鄂豫皖苏区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斗争方式的表现，即在最高指导机关中亦表现出极不正确的现象。领导同志如国焘与泽民之间的关系是不经常的，这不能不影响到苏区的全盘工作。在下层的斗争，则往往成为吵架。特别上层对下级并不是对错误的纠正，采取教育与解释的方法，使干部了解，一般却以撤换工作来代替两条战线的斗争。所以掉换工作，好象就是对于每人错误表现的标准一样。这也就是不能切实培养大批工作干部的原因。但另方面却又表现出对于错误的自由主义；在引进的干部中“经常发现反动的分子”。自我批评与党的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充分得到正确的应用与发展。对于党组织的发展，严重的表现着自流的现象。党的领导不具体，省委送来的两个决议，就是最好的“一般的空洞的领导”的标本。我们认为若不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生活，开展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斗争，澈底采取新的具体的领导方式，则鄂豫皖苏区的党将不能完成它的伟大使命。
　　关于干部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解释，我们认为鄂豫皖的干部所以如此困难，完全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你们完全不了解下层干部的情形，脱离了下层干部。列宁说过：在斗争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家，组织家，即以自发罢工之层出不穷，即足证明群众领袖之丰富。试问苏区经过了伟大土地革命，难道没有〈几〉千几百个的群众的领袖吗？你们没有真正去认识和提拔他们，你们与下层是隔离的，试问有什么根据来说下面没有干部。第二，你们提拔干部只限于家庭式的小范围内，对于广大的新的工农干部是惧怕的，你们宁愿把许多工作放起来，而不敢分配给新的积极分子去作。
　　在这里若以“防止反动派别的活动”为理由，那正是说明你们的肃反工作恶劣之原因，试问关起门来有什么方法来开展与反动派别的斗争？固然在提拔干部错误中可以混入不良的分子，但因此就对一切新的干部惧怕起来，那当然是绝对不正确的。
　　四、我们指出你们这些错误，并不是为了抹煞你们在工作中许多伟大的成绩，而且要坚决反对认为鄂豫皖苏区已经完全失败，工作中没有一点成绩的悲观的情绪。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集中你们的注意力来克复［服］这错误与缺点，而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
　　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澈底消灭这一苏区的内部敌人，将这一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所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和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南，皖西北的整个苏区，向前发展。为执行这一任务，就必须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来消灭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以最大的顽强性来执行以下的任务：
    （一）党及其他群众组织之加强：我们必须立刻改造并扩充省委员会，要坚决的引进在数年斗争中表示坚决与精力的新的干部。就令这些干部在许多方面还未发展，我们也决不疑迟的提拔他们到党的领导职务来。在地方与县的组织方面，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路线，坚决吸引新党员来到党的领导机关。我们必须完全打破只有识字的同志能做领导工作的观念，必须发展最好的工人阶级的分子与最革命的贫农来巩固党组织的干部。对于支部工作必有最大的注意，要知道脱离支部，不了解支部情形是方［无］法转变党的一切工作。
　　我们必须对革命的分子，大开入党之门（尤其是工人与无产阶级的红军战士），他们长年的同敌人作战，且在这艰难困苦与残酷的敌人之前表示了这样的英勇行动。我们要求你们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不必一般的采用后［候］补制度。对于某些分子可以采用一种试练制度，即在允许入党之前，分配他们以特别的任务与工作（这特别适用于教员，智识分子，农民等）。对于工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使他成为党员，同时要为教育并训练他们作巨大的努力。当工人在党的工作上犯了错误之时，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不许再继续形式主义的惩罚制度。我们必须学习以教育来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必须区别各种的错误，是忠实的革命者因为缺乏经验与学习的错误，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者的〈有〉意识的活动。由这一工作，我们可在群众基础上发展党，并可以解决坚强的干部的发展问题，有能力来领导工农群众与红军及游击队的一切活动，我们也必须在引进妇女来做党的工作上特别努力。
　　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有力的基础上去发展。团不许成为党的副本，应该真正引进青年工人和基础农民群众的青年群众到队伍中来，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来担负革命的任务，注意他们经济的和文化的兴趣与需要。
　　为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为保护并防御工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比从前引起更大的注意来形成阶级的工会，我们苏区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农业工人和苦力的事实，给予发展有群众基础的农业工人和苦力的强有力的工会的可能。这种工会的任务――除一般的革命的教育工作与帮助苏维埃工作――是为实现工人之某些基本要求，如八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帮助解决粮食问题等而作精力的斗争。而整个劳动法之实现，亦必须在我们目前苏区的基础上有步骤的来实现，过去［去］的停滞状态，是再也不能容忍了。
　　贫农团应该在真正的群众基础上来组织，它是保护基础农民的利益的独立组织，要用很大的注意去巩固工人与中农的联盟，在平等的基础上去对付中农。
　　在农业工人工会与贫农团之间，要建立紧密的联络，为的是对富［中］农能表示最广大的统一战线，为的是加强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
　　其他群众组织的问题，你们已经写在你们的报告和决议之中，我们只有再力［加］说一句，领导机关必须由选举来形成，不可用指派与命令。
　　（二）扩大和加强红军，游击队及少年先锋队：在军事任务的秘密指令上已经说到，这里只说到少许一般的任务。在党省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立刻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有非常之大的需要。这一军事委员会，必须开展我们一切武装力量的领导，配合并指挥一切我们军队与游击队的军事的力量，发展他们的创造性及其他工作，概说于军事指令之中。
　　我们必须立刻开始征收红军，游击队及少年先锋队的广大运动。有进攻力量的真正军队的形成，必须与动员广大群众和原始的武装工作相携并进的（用剑，刀，戈，枪及武器的一切种类），这使我们有可能给敌军以军事的致命打击，并同时可以实际的阻止他们的更加前进。省委必须严格纠正过去忽视甚至拒绝原始武装的错误。被破坏苏区的难民，必须吸入红军之中，以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土地。我们所俘获的普通白军士兵，不应给资遣散，或使之归“家”，应向他们作宣传，在我们监督之下，利用他们来进行群众的军事教育，同时可依照他们的态度编入他们在我们组织的军事单位之中。
　　（三）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我们必须立刻重新形成全区的苏维埃政府，在迅速而完备的准备之后，我们应召集地方及县苏维埃大会，其目的是讨论最近将来的工作与选举苏维埃政府。立刻要组织能进行工作的一切部门，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但苏维埃政权必须再行集中起来，为的是吸引群众来做防御的工作，分配土地，实现劳动法，解决种子，收获与粮食问题，以及其他经济与行政之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打破过去的错误，把建设国家政权作为第二等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决的吸引成千的工农群众――不仅是党员，而且是非党的同情者――来领导地方及县苏维埃工作。同时，必须最大用心的注意有没有反革命分子，富农，第三党，改组派等潜入苏维埃或我们的群众组织。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必须加强，但是政治保卫局必须有群众为后盾，党必须吸引群众去作反对反革命派别的工作（特别案件的群众审判，群众参加处理反革命派，对于反革命的走狗与被欺骗的工人或贫农等的处理及惩罚应该有区别）。
　　粮食问题，目前应严重注意，只有在耕种中厉行最大的组织的努力才能克服，其他再没有出路。游击的行动，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而常要影响――如果无区别的实行――围绕我们的白区农民对我们的敌视。自然我们不能完全放弃这种出征的方法，但我们工作的主要路线，必须是发展乡村的经济的活动，在苏维埃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的努力。另外，在粮食储蓄须有一定的计划，按照阶级的路线去完成，不应该一般的空叫“群众有饭吃，不怕红军没有给养”，行军作战的粮食基础是应该有准备的。
　　同志们：
　　你们的任务是这样的复繁，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这样的重要，对统治阶级的堡垒保留着极大的威胁的作用，你们就该不顾一切艰苦，根据中央的指示，取得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来完成摆在你们前面的恢复和扩大鄂豫皖苏区的光荣任务。
　　全党和全国的工农，是在热烈的注视着你们，兴奋的期待着鄂豫皖的战线上的佳音。
　　中央向你们和转战经年的英勇红军战士与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的劳苦群众，致极诚恳的热烈的革命敬礼。
　　中央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2］指一九三二年九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关于国际情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任务的决议》（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三十二期）。
　　［3］参见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八六页）。
　　［4］参见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五三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