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超：中国经济起飞之道（4）

中国政治的以上特性，使它在改革这场宏大的变革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主的选择自己的道路，不受外界的干扰。只有自己走出的路才管用，别人的道路可以借鉴，不可完全COPY。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自主决定的。这首先表现在中国杜绝了与国情格格不入的休克疗法。

二是克服改革中产生的种种危机，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改革不至于中断。中国有强大的政治权威，能够控制反对改革的内外力量。中国改革进程不可谓不坎坷，内外的危机都遇到过，但是都克服了。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在“八九”时拒绝了“自由化”。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有效地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几大目标。

三是凝聚多方面的力量，形成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有党员7336．3万。他们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这支力量不可小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又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把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整合凝聚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是充当了改革公正的裁判者和执行者。改革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维持社会公正的有力政府，改革就可能变成前苏联那样的少数人的掠夺过程。中国改革过程中也无可避免的出现了腐败和寻租行为，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使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种自利性。

五是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如果改革的成本过大，就无法推行下去。中国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避免了复杂的博弈和讨价还价。在东欧，改革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非常困难，有的企业谈判了十多年，现在还没有搞成。波兰格旦斯克造船厂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在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在中国改革不仅容易推行而且错了也能够迅速纠正。用“科斯定理”来解释就叫做“通过铁碗手段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2003：《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汪晖、温铁军之间的一场讨论》，《中国改革》第10期，第11页。]只有中国的举国体制才能举办一场世界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比如，削减车辆，人们虽然生活不方便，但都支持。只有举国体制才能有中国式抗震救灾。

其实，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人存在非议，说它不够民主。判断一个政治制度好坏标准要看它的效用，要看它是否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对于比较集权的政体很多人更多的看到的是它的弊病，而不理解它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所具有的优越性。对此，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者、无疑也是民主的倡导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一个政府的好坏不在于它是否民主或者专制，而在于它是否有力量，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初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讲座上，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香港著名实业家陈启宗先生指出，美国人在世界各地到处推销民主，其实他们自己最明白，民主不是富裕的原因，而是富裕的结果。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研实证研究显示，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奴隶制、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希特勒的上台都经过多数票决的程序。我们说，美国是崇尚民主的国家，但民主这个词语后有一整套制度安排。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总统指出“纯粹的民主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治疗过派系的弊端”。中国需要民主，但要与国情相互适应，要考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任务。而且民主需要一个过程。有谁真正认为选举对自己非常重要。

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韩国是军人政府奠定了发展基础，台湾是在国民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是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印尼是在苏哈托军人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在启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比较集权的政治统治，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民主政治也获得了进展。

美国在全世界推销它的民主，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国家。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而该地区的军事政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缪尔达尔，1992：《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09页。]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强调中国政府对发展的优势，并不是说中国政治是完美的，没有弊端。必须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会提高，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也要逐步推进，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滞后。

（七）文化基因

把经济发展根源归结为文化，也是经济学界一种很有代表的观点。我认为文化不能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文化确实存在一个对经济现代化的适应性问题。有的文化能很快世俗化，迅速对现代化做出积极反应，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有的却反应比较慢（伊斯兰文化适应性就比较差）。马克斯·韦伯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崛起。的确，基督教文化被证明是最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大浪潮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圈（只有日本是例外），第三次大浪潮明显地转向儒教文化圈（土耳其是例外，拉丁美洲是基督教文化圈）。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都把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等同于西方化或欧洲化，他们把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东亚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开创的发展道路，无疑对西方世界提出了新挑战。前些年人们研究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时，有人把它们成功的决定因素归于东亚文化或儒家文化。现在中国的崛起更说明了中国文化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

文化怎么样对经济起作用的？文化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个性色彩。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塑造人的却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的历史积累，它能够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并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脉。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不管是推行改革政策，还是经济发展实践，文化都在事前影响着我们。

中国人与西方人是不同的，两种人站在一起，不仅是皮肤不一样，更是文化，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不同。虽然文化不是直接地、单独地对发展发挥作用，但它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文化会随着经济发展变化，但这种变迁比较慢。

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人学最强，西方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科学发达，印度文化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印度根本不写现世的历史，所以印度的文化也不是最利于现代化的。但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中国的文化会越来越多的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并去除自己的劣根性。80年代的人比我们70年代的人有更多优点，更可爱，90年代的人会更进步。

现在，国际社会很多人认为中国不是按照西方常规路径发展的，而且中国人有一套他们不熟悉的独特处事方式、思维习惯。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把中国发展道路概括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中国30年的发展证明，中华文化是适应现代化的。从总体上看，中华文明是优秀的文明。毛泽东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长处和特点。曾经在哈佛大学执教的人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研究中华民族的族群个案时得出一个结论：汉族是上天选择的优良一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但几乎全部中断了。如波斯文明一度是整个西亚、北非最有影响的文明，但后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波斯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许多希腊化的国家；希腊文明一度影响很大，后为马其顿和罗马所灭；西方文明中影响最大的罗马文明，先后为北欧日耳曼人和土耳其人所灭。与所有这些文明不同，中国是惟一保持其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其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5000年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国文明具有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

历史上，世界霸权国家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有得逞，有人说中国是有天命的，是有文明创新能力和传承条件的国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华文化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转化，获得了新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特色。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陈平用四条经验总结了中国的转型：一是中国既不是搞完全看不见得手，也不是搞完全看得见的手，而是搞有纪律的手；二是中国强调宏观经济稳定，而不是一下子放开，但也不是完全不放；三是中国强调混合的产权制度；四是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开放，一下子开放，也不是不开放，而是注重在什么领域开放，以什么样的速度开放，也就是有控制的开放。赵晓指出，陈平所有关于中国的经验，可以用中国人经常讲的“中庸”两个字概括。中国人最大的智慧，古典的智慧就是中庸，不走极端。如果按照陈平的总结，中国正好走了一条中庸道路，什么都不走极端。

其实，赵晓只说对了一半，除了中庸，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整体战略思维和辨证思维特点，这与西方非此即彼和注重分析的传统思维形成鲜明对比。语言上的区别，西方是分析式的，中国是概括方式，一个汉字有很丰富的含义，西方要用一串单词。这个上面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也提到了。林毅夫教授也认为，转型方法的不同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受这种哲学传统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采取了整体战略理念，政府在不同转变阶段确定清晰的重点和优先顺序，简单容易的改革后往往紧随着更具决定性的、更加困难的改革。这种整体辨证思维体现在中国的一惯政策上，如统筹兼顾的思想。与之相比，民粹主义、短期政治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非常普遍。前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俄罗斯在转型上采用“休克疗法”，则反映了西方的思维特点。

尽管西方非常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却十分有效地发挥了推动中国发展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有着很大的契合性。作为中华文明宗教性的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表现在政治上，社会成员不太关心政府权力的来源，却非常关心政府的表现是否符合天道，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不依赖程序，而依赖于表现和业绩；中国的精英主义强调贤人治国，不相信民主的功能。这种文化既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也使中国人民更易于治理，从而为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条件。

作为中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似乎是按照西方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其实不然，它更是中国化的政党，它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有一位外国记者问毛泽东：你自己究竟首先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等于问我，是先有父母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参见纪录片《走近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来源于西方，它也是被中国化、民族化的。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的，正如西方政治制度符合它们的文化传统。世界上的政治制度没有统一的标准，适合自己发展的就是最好的。毛泽东很伟大，是什么造就他的伟大？是中国文化塑造了他，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一般的深入，可以说对中国很多古代典籍了如指掌。

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改革与发展战略要执行，都要通过国民来实现。而国民特征是由文化塑造的。我们看看中国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精神，这种文化是有利于现代化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可以解释东亚经济活力之所在。伯格根据这一新命题提出了两种现代化观点：一种是西方式现代化，另一种是东方式现代化。

赫尔曼·康恩认为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他认为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

我认识一个学柬埔寨语的老师，他多次去过柬埔寨，那里的人非常知足，生活很悠闲，说的不好听非常懒惰，其实他们不需要劳动，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好，光野果也够他们吃的，吃完了就了就在树下睡一觉。这样的国民肯定不利于发展，类似的还有南太平洋岛国。

中国官民一体的思想（政府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形成经济计划性与政府积极干预，也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具有协作精神，这是西方所没有的。

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使中国有很高的就学率，储蓄习惯使中国有着很高的储蓄率和居民积累率。很多人可能听过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故事。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理论，根本不是西方的话语，它是地道的中国语言。但是这种话语对中国来讲，却是最适合的，最管用的。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黑猫白猫、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比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更管用。现在很多外国政要也在学习十七大，布朗要求内阁学习。

美国学者吉姆·赫尔姆斯和詹姆斯·普里斯特指出：“近4000年来，中国一直是亚洲的重要国家，并且很长时间内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今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在经历短暂的历史间隔后，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重返她合理的位置。”

2008年5月31日上午，林毅夫教授最后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为国际MBA年的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下午，他正式离开北大飞往世界银行就任。在告别演讲中他说，“不仅在过去30年，今后10年、30年、50年，中国仍会快速发展下去。”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前景是美好的，国家有希望，个人就有希望。就像那首《国家》唱的：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前些天看了一个访谈邢质斌的节目，她说，他们那个年代新闻工作者很少，现在形成了很庞大的队伍，随着中国更加强盛，新闻传媒事业也会更加繁荣，你们学新闻传媒的也就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郭万超：《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企业委员会专家，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广西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决策学学会理事，北京百思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