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超：中国经济起飞之道（3）

第八、和而不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评论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本，不过是把把激励搞对。激励理论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有人甚至提出，整个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内容都是对此的解释。”公共政策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把激励搞对了”。民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当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激励政策。只有当所有的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时，繁荣才能出现，均富的结果只能是均贫。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听过一个经济学家的演讲，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人们去赚钱，并为人们赚钱创造良好条件，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富有。其实这句话说的也是激励问题。30年来，中国财富的飞快增长充分印证这句话。在国家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无数财富英雄。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

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2009年，排行榜上，美国、日本、德国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

2009年3月12日《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全球富豪排名，中国内地今年共有28人上榜，中国香港有19人，中国台湾有5人上榜。在所有中国富豪中，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和黄集团董事会主席李嘉诚(第16位)，他的个人资产总值为162亿美元。在中国内地富豪中，排名最高的是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第205位)，他的个人资产总值为30亿美元。

招商银行和全球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约30万人，超过1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接近1万人。从地域上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五个省市的千万富翁人数超过2万人，还有6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指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数量处于1万-2万人之间，分别为山东、辽宁、河北、福建、四川、河南；其余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少于1万人。广东省的千万富翁人数最多，2008年末为4.6万人，占全国15%的份额，上海市、北京市分列二、三位。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08年千万富翁共持有达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这相当于我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报告预计，至2009年底中国千万富翁人群将达到32万人；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

对中国经济初步成功的解释，我的思路和逻辑是：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有效发挥的结果，对于一个后发的追赶型、经济转型的现代化大国来说，要动员利用生产要素并把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顺利建立、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这个思路也概括出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要素：渐进式市场化道路、科学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强大有效的发展型政府、适应经济现代化的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初步成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在于开辟了自己的良性经济发展道路。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为什么会成功？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地。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标准理论“华盛顿共识”是从西方的运行良好的成熟市场推演出来的，是倒果为因的，它看上去很美，但与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际相去甚远。

下面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三个方面。

（四）市场的力量：制度的视角

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认识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方面仍然充满诸多困惑，但是，在东西方经济家们中间也正在逐渐形成一些共识，那就是市场机制也就是分工和交换是到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大家比较熟悉了，它主要通过分工、竞争等机制发挥作用。

这里主要从组织或制度成本来分析。“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cost)概念是对科斯的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概念的扩展。它包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主要有：

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

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

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

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

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凭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把外部交易内部化，使交易费用大大降低。

也就是说，上面说到的生产要素必须经过经济组织——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如果要素很便宜，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非常昂贵，那么经济还是没有竞争力。另外一种情况，要素价格低，组织和制度成本也不高，但如果要素的质量乏善可陈，经济也不会有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要素成本很低，工人工资加福利，差不多只及发达国家工人的1／100。可是，那个时候把廉价非常的劳力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成本却高得离谱。多少原本可以发展经济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为计划体制所不容。这差不多是制度成本无穷大的情形了。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　　

多少事情——比如外资、个体、民营的市场准入——不但不能干，而且不能想。久而久之，人们能干的和想干的事情，就那么少!要素的素质——首先是人的技能和工作热情——看起来就那么低。原子弹可以搞出来，是伟大的成就。可是大量普通工业品不但“古董复制”，质量乏善可陈。记得写不出油的圆珠笔吗?怎么划，也写不出来；你把它别在上衣口袋里，油墨就出来了。

市场经济的建立大幅度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大调动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初，流行的口号是，十亿人，八亿商，还有2亿要开张。连最保守的街头老太太都摆起了地摊。

（五）改革与发展战略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他写道：“我的目标是，协助不得不放手一搏的企业与政府选择更好的战略，更有效地分配国家自然资源。”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对中国经济发展早有独到洞察。1987年，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上面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核心要素，但中国原来是计划经济，所以中国面临双重任务，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经济现代化或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的战略应为改革与发展战略。

什么是改革与发展战略？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是指政府所设定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目标和遵循的一种经济改革与发展理念，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一整套政策。它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

我写了一本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因为内容非常多，这里只简单介绍。

首先看改革战略，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渐进式的改革，或称增量改革。当然这种说法是事后概括出来的，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设定一个具体方案。中国的改革道路是务实的、不断试错的道路，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看发展战略。战略类型是后发追赶型，人家悠闲散步，你要大步快走，否则就会永远落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翻。战略步骤：三步走、十六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任务：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增长、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中国特色城市化（大中小战略）、十七大又提出国际化、市场化。

（六）政府角色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可以说是爱恨两重天，为什么这么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明智政府的积极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的灾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我们可以易如反掌的写下满满几页对于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警示。”政府在发展中的破坏作用的例子很多，在中国最典型的是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盛行，几乎成为不治之症。

为什么政府会如此糟糕？因为政府不是天然的公正与正义的化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实体，具有自利性。这个大家其实并不陌生，所谓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其实就是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政府为自己谋利的表现。财政局有自己的特权，发改委也有自己的二亩三分地。

正面的例子在中国最突出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发展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类型。

政府具有两面性，但政治是现代社会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塑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化的政府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华尔特·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提出：“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福山的答案就是强化国家政权建设，增强国家能力。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具体到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转型、大国的中国，要调动各种资源和要素实现经济增长，其必要条件是能够制定并有效实施科学合理的改革与发展战略，顺利建立市场体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效的政府。中国的经济腾飞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不同于西方国家，无法用西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解释。可以说，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不少学者的观点。

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学术界一种比较公认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是由政经结合，经行政首长谋划的，结合政治任务，以政治前程为激励力的投资型增长经济。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一期《对话》节目，当时还有多年被评为中国百强县第一名的昆山市市长。从他身上我感觉地方特别是南方经济发展快的地方政府首长对经济发展的那种激情和活力，地方官员一下子都成为经济专家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还要看到他们的确干了不少好事。

中国的快速发展肇始于改革发展战略的实施，而造成不同的改革发展战略和结果的是不同的政府品性。有人说，到了朝鲜发现不改革不行，到了俄罗斯发现乱改革不行，到了印度发现改革没有共产党不行。

我们与俄罗斯东欧对比，他们的经济转型变成了西方搞垮社会主义的政治剧变。改革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是为了某些政治投机者的自身利益，为了个人政治野心，做了西方国家瓦解社会主义战略的傀儡和代言人。叶利钦就是一个投机家，原来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最后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代言人。

共产党垮了，这就使一个复杂艰巨的经济社会变革失去了维持社会公正的政治权威，也使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转型中的利益调整必然是少数人的财富掠夺过程。而在所谓正统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标准处方成为政治投机者蒙骗大众的幌子。这种由失败政治主导、错误理论指导的转型必然导致社会大混乱，经济大衰退。搞垮社会主义是西方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其实，西方最讲意识形态。他们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现在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又在搞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通过买通国内一些人，用街头革命的方式很轻松的就控制了一个国家。

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末的经济转型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在这里，经济完全变成了政治，经济学也真正表现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和东欧转型带来的严重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下跌为二等甚至三等国家。胡锦涛总书记与普京一起出席会议，普京还会像当年苏联领导人那样牛吗？资本主义的转型造成了进一步发展的许多障碍。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丧失了一系列部门；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平，给社会稳定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非但没有导致民主和自由，相反，造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寡头统治，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和操纵着变幻的政局。现在普京要整金融寡头都要好好考虑考虑。1989年苏联GDP是中国的2倍，现在是中国的1/3。

普京为什么会受到俄罗斯人的拥戴，因为只有一个强悍的人物才能消除政治和社会混乱。但是现在俄罗斯还没有真正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衰退后的复苏，另一方面是主要靠卖石油，所以是没有持续性的。

从俄罗斯的转型可以反观中国政治在转型中的作用。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他国家那种政治剧变、经济衰退而顺利实现转型，在于中国政治的独特品性。

第一，中国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这是中国和前苏联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从星星之火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她经历了3年土地革命，电视剧《井冈山》就反映了这个历程，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

第二，中国共产党，虽然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但它更是中国化的政党，它深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土壤。后面还要说。

第三，中国政府具有出色的适应挑战能力和巨大的学习能力，能与时代同进步。现在，中国真正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不断吸纳有益于自身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不遗余力的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我们看一些非洲落后国家执政者很多是贵族，从发达国家留学，根本不懂国情，也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制定符合人民利用的发展政策，他们努力维护的是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