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超：中国经济起飞之道（2）

二、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一）国富国穷的国际视野

为什么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国家经济成功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学者和政府的注意。自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探索国富国穷的原因以来，如何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是过去二百多年间经济学家们付出努力最多的一个问题。1817年1月26日马尔萨斯给李嘉图的一封信中写道“各国贫困和富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所有研究必须探讨的重大课题”。（经济学概念原来就是政治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说：“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个人一旦思考这些问题，那么他就不再想别的问题了。”

插入故事：“卢卡斯的女巫前妻”

卢卡斯虽然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但是，他本人并没有“理性预期”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有关他的一个轶闻。说的是，卢卡斯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获得诺奖，但他的前妻却“非理性预期”到了这一点。卢卡斯与前妻1982年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在办手续时，前妻提出：若是卢卡斯在1995年前获得诺奖，她要分得全部奖金的一半。卢卡斯心想：获诺贝尔奖，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因此漫不经心地答应了。7年后，也就是1995年10月10日，诺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了卢卡斯获奖的消息，此时离前妻约定的最后期限只差80多天，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合同的约定将奖金的一半分给了她。或许正是这种对生活的“非理性”造就了卢卡斯的学术高峰。对于学术生涯，他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通过不断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写下它们来谋生。”卢卡斯正是在不断追逐自己兴趣的过程中，走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并继续创造新的传奇。

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在200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之谜》一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自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究这一问题。然而，在过了200年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E.赫尔普，译者：王世华，吴筱，《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另外，萨缪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

对于经济增长之谜的探索，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名著：

《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早期自由主义者研究经济增长的代表作；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横跨两大学科，至今反复被再版；

当今世界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公认的第一权威迈克尔·波特在历经4年、对10个国家进行研究后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提出了钻石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名著《国家兴衰探源》探讨了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他如果不英年早逝，就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讲述了1500——2000年世界大国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历史；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等作品中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欧洲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的崛起；

库兹涅茨提出，15世纪因为开始“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经济加快发展的“现代经济增长”；

中国学者林毅夫的《中国奇迹》对用比较优势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比较合理解释。

（二）直接原因分析：生产要素

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成功，可以从多个层次入手，首先可以从会计角度看，也就是分析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学传统一般也重视这方面的分析。什么是生产要素？就是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它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学经济的都知道很多经济增长模型就是从生产要素角度解释经济增长。比如，著名的哈罗多·多马模型，现在普遍认为索洛模型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在中国的总体增长中，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率为54%，另外46%是由改革、即通过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提高了要素生产率而获得的。[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这方面的研究统计不少。下面分析主要几个变量。

1、劳动力廉价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每种要素在每个国家的丰廉程度不一样，对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一样。根据鼎鼎大名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着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原因。什么是比较优势？简单说，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曾经说过：“经济学中最优美的理论是比较优势。”他之所以这么讲，是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萨缪尔逊当学生时，一位哈佛的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萨缪尔逊这个当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高材生，一下子竟被难住了，未能给出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答案。此后30年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直到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即1969年，才找到了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萨缪尔逊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又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

插入故事：迈克尔·乔丹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

迈克尔·乔丹是NBA的篮球明星，他的篮球技艺比其他大多数人都强。很可能的是，他干其他事情也出类拔萃。例如，乔丹修剪草坪也比其他很多人都快。但是仅仅由于他能迅速地修剪草坪，就意味着他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

我们可以用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来分析一下。比如说乔丹能用2个小时修剪完草坪。在这同样的2小时中，他能拍一部运动服装的电视商业广告，并赚到2万美元。与他相比，住在乔丹隔壁的小姑娘凯丽能用3个小时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在这同样的3个小时中，她可以在麦当劳店工作并赚3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2万美元，而杰尼弗的机会成本是30美元。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因为他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干完这件活。但凯丽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较优势，因为她的机会成本低。

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好处是巨大的。乔丹不应该修剪草坪，而应该去拍商业广告片，他应该雇佣凯丽去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给凯丽的钱大于30美元而低于2万美元，双方的状况都会更好。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是什么?是大量廉价劳力资源。从人口看，我国人均收入差不多只等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1／20或1／30。从劳动力看，我国最低人工成本应该只及发达国家的1／15。专业程度高的岗位，中国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一个月薪4000人民币的中国工程师，与美国同行的薪水相比，相差十倍还是有的。

“廉价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大家想一下，一个人力成本贵出十倍以上的企业，怎样与具有廉价劳力优势的对手争锋！回想一下，在开放的早期，人们主要担心“人往高处走”——发达国家的高薪把中国人才都吸走了。但是出乎意料，很快就出现了“水往低处流”——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为什么?首先就是人工之价奇低。

更广泛地观察，中国不但劳动力廉价，而且其他要素的成本，比如土地比发达经济也便宜。一般地说，要素成本低的经济，其产品就有竞争力。所以，廉价要素就成了一个广泛可用的解释变量，为什么到处可见“中国制造”，以及为什么中国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

当然，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也在提高，工资成本也在上升，廉价优势在减弱。现在周边国家越南、老挝等都比我们劳动力便宜了。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创新就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

2、资本的贡献

改革之初，中国资本是匮乏的，中国一方面靠自我积累，中国人习惯储蓄，所以中国的积累率是很高的。另外中国劳动力和其他土地等要素便宜，其国土就对外资有吸引力，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大批外资流入(2008年2月总共7811亿美金)。从2002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国家。外资解决了中国发展的资金缺口。而且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很大作用。现在我们的资本已比较充足，引进外资要注重提高质量。

（三）经济发展道路

上面我们分析了各种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但我们要明白，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本身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素禀赋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

比如，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或瑞士等国家，不但薪水高，而且劳动力还长期不足，经济依然繁荣。从国际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经济一点发展的苗头都没有?中国一直劳动力都很丰富，而其经济快速发展却是最近30年的事。

还有人把经济发展归因于国家资源丰富与否，然而经济发达的以色列和韩国都是资源有限、必须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

也有人把资本丰廉看作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后的结果，经济发展初期没有哪个国家是资本丰富的。

可见，生产要素只会促进或减缓经济发展，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国家经济繁荣。有时要素禀赋丰富反而成为发展的负累，因为这样会使一个国家缺乏创新动力和竞争精神，迪拜靠石油发了财，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国家发展的核心能力，没有投资教育、科技，却玩起了自己根本不擅长而且风险极大的金融，而资源匮乏的日本却靠不断进取创新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比较好的概括了中国道路的基本经验。这篇文章是2009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张维为的《中国成功背后的八大理念》。现摘录如下：

中国隆重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这无疑会使一些人不爽，它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无法容忍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此自豪。但是我们有必要客观看待中国，分析究竟什么原因使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笔者认为，正是中国以下八个大理念带来了中国戏剧般的崛起。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也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座右铭。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应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民主化常出现在现代化实现之后，而非之前。　　

第二、民生为大。

第三、整体思想的重要性。

第四、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都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从追求乌托邦转化为追求现代化。尽管有缺点，这个体制却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

第五、良政比民主化更重要。中国拒绝“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老生常谈，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应由其实质内容，即良政来决定；应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来检验。尽管中国在透明度、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不足，但它还是主导了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76%的中国人对未来感到乐观，位列17个接受调查的主要国家的榜首。　　第六、政绩合法性。受儒家择优选拔精英制度的影响，中国在其整个政治体制内广泛地推行择优选拔，尽管这样的努力并不都成功。中国把扶贫、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中国领导人能干、老练、久经锻炼。　　第七、有选择的学习、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