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7）

第三，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的质疑。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权威的公共机构。广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狭义政府可以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与社会其他公共机构的重大差别就在于手中掌握规则制定权。政府的权威性就在于保持政策制定天平的公平和公正。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贯彻实施公共政策来平抑社会的利益矛盾、化解社会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一旦制定政策天平的公平、公正出问题，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越来越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强势集团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垄断行业的左右。中国社会的上层在精英化。政府机构的领导者掌握权力，私人老板掌握财富，这两种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中国社会的下层正在走向碎片化。一个农民的利益受损后，没有组织替他来表达；一个城市市民的利益受损以后，没有组织来替他诉求。最后要个人起来和社会抗争，跟当地政府抗争，在当地找不到说法，只好越级上访，上访到北京再解决不了问题，那就采取极端的表达形式。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后面或者大量上访群众后面反映的是一定时期政策的公平、公正问题。中央对上访事件有三个80%的判断：一是80%的上访群众都不同程度的有一定的冤情；二是80%反映的问题政府应该不同程度的给予解决；三是所反映80%的问题在基层就可以得到化解解决，但基层没解决或没解决好，所以都推到上面来了。

我们当前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利益的均衡机制。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利益均衡实际上演变成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制定一个政策，如果对某个部门利益造成伤害，就会进行修改，部门利益博弈后的结果是部门利益维护了，有可能公众的利益受损了，这是反映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受到社会的质疑，也引发了党政机关公信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