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6）

第一，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平均还不到1万起。但到了2005年以后，每年至少都在9万起以上。不到10年，群体性事件翻了10倍。维稳费用即公共安全费用大幅度上升。现在，全国有公安干警200万人，而党政公务人员一共800万人，换句话讲，4个党政工作人员中就有1个公安人员，数量快赶上正规军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呈现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第二，四大差距都被放大了。中国30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都被放大了。197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1：2.22。到200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直接扩大到1：3.33，30年间扩大了50%。如果再加上城市户口的隐性福利，现在实际城乡差距在绝大多数内地大概是1：5，甚至达到1：6。贫富差距是大家感受最明显的。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短短三十一二年的历程来看，不应该造就这么多的亿万富翁。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量居全球第二。北京市1200多万户籍人口中，有1万个亿万富翁，是全国各省中亿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城市。现在中国实际上造出了三大富豪群体：一是权贵富豪，就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富豪，这是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占有财富最多的群体，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权力背景。二是草根富豪。草根阶层，没有什么背景，靠个人努力成为富豪。三是经营富豪，就是原来在党政机关任职，后来下海，最后公司成功上市变成富豪的。这三类富豪群体中，整个社会诟病最多的是第一类权贵富豪。“十二五”期间，中央为什么如此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医疗教育社保方面的投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国家的努力来遏制这四大差别继续放大的局面。

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首先，从社会和政府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政府集中。这个账是可以很快被算出来的。2010年，全国的经济总量不到40万亿人民币，政府拿走了三分之一。2010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8.3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2.9万亿人民币，这两项加起来就接近12万亿人民币。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政府收入大概超过了13万亿，拿走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次，从劳和资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国有企业的老板动不动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现在，国家任命官员成为国有企业领导，几年后再回去当官。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一个人能回到政府当官，又能到国有企业去任职。要是能回来当官，那么在国有企业工作就不能拿高薪。国际通行惯例是要在国有企业任职可以比在政府任职的工资高，但不能高出三倍。不能回来当官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可以在全世界招聘。这些人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挂钩的，经营业绩好工资就高。现在我们的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劳和资这两种冲突越来越激烈，不仅仅在国有企业，更主要在民营企业，政府对民营企业涨工资没有任何约束，老板尽量压低、克扣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劳资冲突严峻。最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相比，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现在垄断行业财大气粗。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在垄断行业中就业的人群占整个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他们拿走了2008年全国工资福利的50%，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2010年，最高收入行业就是中国石油，人均年薪达到了38万。四大差距被放大，这也是中国社会不能稳定、不能安定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