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3）

我认为，西方学者提供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大概只能解释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半现象。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像发达国家当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那四种现象，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它似乎解释不了后一半现象，现在中国相当多的家庭包括社会、个人都初步现代化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40万亿人民币，全国人均GDP超过4千美元，可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似乎越来越尖锐，社会犯罪愈演愈烈，官员的行为也没有明显的收敛。

从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犯罪来看，2010年出现若干起杀童案件以后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大家知道，人的安全需求是一个基础性需求，人不能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这些杀童案件引起了社会恐慌，大批中国高端人士纷纷离开了中国，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移向海外，造成高端人士的流失。2010年亿万富翁中有27%的人已经完成了移民，还有44%的亿万富翁准备移民到国外。

同样，官员的行为也没有见明显的收敛。尽管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据统计，从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10月上任到现在，抓出省部级高官腐败分子超过80位，平均每年超过10位，不能说反腐败力度不大。但我们发现，现在曝光的腐败官员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污达到2.16个亿。据说铁道部刘志军的涉案金额更是惊人，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要认真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我们既要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又要完成体制转轨的使命。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最后发现是死胡同，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中没有经历过的。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体制转轨缺乏市场经济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商品经济、民族资本应该能够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但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民族资本长期受到抑制，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先天不足。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直接选择了计划经济，把商品经济跳过去了，从1949年到1979年，走30年计划经济道路最后发现前面立了个大牌子——此路不通。这个时候，计划经济之树已经根深叶茂，但不怎么挂果，把这棵树连根拔掉，重新培植一棵市场经济的小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