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2）

现在的发达国家当年也都经历过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按照国际社会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4个条件才是发达国家。第一，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我国现在只有4千多美元，北京市也刚过了1万美元。第二，工业制造依赖先进技术，工业技术体系不是贴牌生产，不是大量使用别人的专利。第三，科学技术整体上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第四，社会成员有比较优厚的社会福利，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这4个条件，现在世界上一共有18个发达国家，欧洲14个、北美2个，再加上日本和澳大利亚。

国际社会中有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做过很多研究。比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革世界的政治秩序》和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用量化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可能会出现的共同规律。最后他们发现，一个国家只要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不管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什么差异，一般都会呈现出4个共同的现象。

第一，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

第二，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纷争。人人都想坐上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都害怕落后。但总有人先上有人后上，这就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

第三，社会犯罪急剧上升。剧烈的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的是大面积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说到底就是人口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在大面积人口迁徙过程中，有本事的靠本事发家致富，没本事的也想过体面生活，这就可能诱发社会犯罪。北京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是1961万人，但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就1200多万，有700多万外来常住人口，如果再加上每天200多万流动人口的话，北京市的瞬间人口峰值在2200万人左右。按照北京市公安系统提供的信息，这些年来北京市70%以上的刑事犯罪案件是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作案，这一数字大体验证了这一规律。

第四，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大面积腐败，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因为政府官员也有家庭现代化的问题。

但是，这些专家学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一旦多数社会成员的家庭初步现代化以后，也就是人均GDP超过3千美元以后，情况慢慢开始好转，骚动不安的社会慢慢趋于缓和。相当多的家庭逐步现代化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不像过去那么急迫。社会犯罪的拐点出现了，社会犯罪从上升开始缓慢下降。官员行为也有明显的收敛，因为绝大多数官员家庭都现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