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14）

第四，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自身改革落后，老百姓不满意，在未来“十二五”期间，只有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才能够获得老百姓信任。比如说深化三公消费的改革，加快个人财产申报，乃至公开制度的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加强对公权力监督，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我们的行政成本确实很高的，行政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3%，日本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而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成本占GDP6%到7%，美国相对比较高的占到9%，但我们现在是高达23%。想想看，香港是七百万人口，17万公职人员，一共只有20辆专车。如果我们在自身改革上不能动一些，我想很难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为现在信息高度开放，很多人对外面的情况都了解，人们会对比。

改革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的基本判断就是，我们过去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过多的放在下端，行政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职能，政企分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政治体制改革的上端有四个关键要素：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更具决定意义的要素改革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我认为要启动一些关键的改革，包括上端的改革，就更要靠集体智慧，而集体智慧从何而来，更多的依赖于思想解放。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次比较完整的思想解放。

第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提出一个震聋发聩的问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就在“唯一”两个字上，别人都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理论，它们的对和错也要放在实践中来检验。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否定了三个东西：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这三个东西否定不了的话，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也就不可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这场思想解放，实际上离不开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在我看来至少带来两个副产品：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为标志，进入低潮了。1990年中国经济是负增长；第二，中国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了，却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崩溃，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当时高层对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公开说，在苏东剧变这种背景下，中国至少要坚持两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如果只坚持一个中心，而不坚持反和平演变这个中心的话，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没人敢反驳，最后是邓小平自己反驳的。邓小平在1990年从所有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没有任何领导职位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有可能在关键时候被动摇，所以1992年一个87岁的老人到南方走了一轮，说了一通，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最早是《深圳青年报》上登出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了很多话，但我认为构成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就三句话：第一，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有市场。这句话彻底打开中国的思维空间。第三，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下台。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三句核心关键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