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

我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放在大的环境中来观察。比如，最近围绕“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发生了许多事，就不是靠传统方式能够解决的。现在有4.85亿网民，有1.95亿微博用户，一个微博用户就是一个爆料点，政府再想像过去那样把什么都牢牢捂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数亿人的监控之下，任何的行为不当都可能形成轩然大波。现在，铁道部对事故的态度，包括新闻发言人的言行举止，事故灾难发生以后的救治抢救过程，一波比一波引起社会公众更大的质疑，最后总理直接到现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光靠“降温”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社会的力量在上升，公民的力量在上升。任何一个问题，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参与。所以，我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就政府说政府，而要把政府改革放在整个社会转型大格局中来观察，才可能对一些问题看得更准确、更深入。

我想谈三个观点：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管理提出的严峻挑战，二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三是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尽管人们对社会转型的内涵有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社会转型就是指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工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又要迎接扑面而来的信息社会，中国有明显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毕其功于一役”的特征。

就工业化来看，目前全国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北京、上海等地基本处在后工业时代。从北京市三产结构来看，2010年第三产业高达76%，这和发达国家几乎是划等号的，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还高。但西藏、青海、贵州等地方大概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三个世界，一点都不为过。地方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工业化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

就信息化来看，我理解的信息社会有三个过程，最初是要数字化，就是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互联网出现以后发展到网络化，现在正在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是信息社会演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