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重视利益协调中的心理协调,努力转变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两仇”心理。
要疏导、引导普遍性的仇官、仇富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有“两恨”文化和“两仇”心理,就是仇恨官员和仇恨富人。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不是一般的仇恨官,而是仇恨贪官,仇恨那种官商勾结的官;中国老百姓不是一般的仇恨富人,而是仇恨那些来路不明的富人,仇恨那些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和道德败坏的富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仇恨,那这个民族和国家也没有正义和进取心。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种倾向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就是只要官民之间有矛盾,老百姓的舆论是一面倒。中国社会发生了某种深层次变化,一听是当官的,是公务员,一听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有人形容说,只要有群体性事件,在事件的漩涡之中那个官员或富人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种现象真是中国官员和中国富人的悲哀,当官当到这个份上,发财发到这个份上,不是可怜是什么,不是悲哀是什么?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富人与穷人密切联系的机制。我们过去说领导联系群众,中央要联系基层,现在可以说富人要联系穷人。富人要为社会多做好事,富人要为穷人多做善事。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官民密切联系机制。当官和老百姓,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要建立起密切联系的机制,有一个绿色通道。有的人民群众说,现在交通方便了,不等于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接近了;现在通讯发达了,不等于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多了。一些群众说,现在少数领导干部下基层满足于“围着路边转一转、隔着车窗看一看、端着酒杯谈一谈”。有的领导干部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转悠一阵子就算下基层了。有的群众议论干部说,五六十年代的干部,我们能摸到他的脚,因为都睡在同一铺炕上;七八十年代的干部,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干部在广播喇叭里喊;九十年代的干部,我们是看到的是烟,因为汽车一溜烟走了;而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领导干部的影,只能从电视上,影像上看到领导的电视影像。胡锦涛主席要求实行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基层开展活动,要求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胡主席和温总理还直接与网民在网上进行联系和交流。
我们再看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平均每天能收到4万封公民来信,他的助手要为他挑出10封人民来信,除了周末他每天都要看信,并且每天要亲自回信一封到两封,他用这样的办法保持着总统与民众的直接联系。
我们现在有必要大力提倡两个口号:一是密切官民关系的口号,如加强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官员密切联系百姓,领导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二是密切贫富关系的口号,如富人要密切联系穷人、富人要为穷人服务。我们说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不是好官员,而一个不愿意为穷人服务的富人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富人,一个富人如果对穷人没有感情,不愿意为穷人出点力、办点事,不愿意联系穷人的富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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