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化解社会高风险（3）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键是解决好“两化”问题和“两仇”问题

“两化”问题就是西化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两仇”问题就是仇官情绪和仇富情绪。

现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要应对外部挑战的“两化”问题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而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两化”问题是严重的腐化和越来越加剧的两极分化。这“两化”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建立和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协调官民利益的机制，同时又是一个协调贫富利益的机制。

首先，协调官民利益的关键环节是反腐败。

要坚决铲除腐败官僚的腐败利益。中国现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最突出的是官民矛盾，中国的利益差别首先是官民之间的利益差别。所以，化解社会高风险首先是要化解官民矛盾的高风险。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国家以来，自从有了政府、有了官员以来，官民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战略性矛盾，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官一切都管，官民矛盾更是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对抗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所以，我们讲和谐社会、和谐利益，首先是官民和谐，是执政党与民众和谐。有不少专家指出，现在的官民关系是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期，现在的官民利益差别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时期，我同意这种看法。

导致官民关系紧张和恶化的首要因素就是一些官员大肆谋取贪污腐败的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达到一百多人，其中因为贪污贿赂的占53%。2009年有将近20个高级干部腐败案件。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我们现在的悲哀在于恰恰是那些负责抓稳定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特权和腐败而成为社会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成为加剧社会不满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中国历史上，我们看看破坏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是老百姓。主要是官员。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官民矛盾引起的，官府腐败，民不聊生。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于朝庭和官府腐败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整个社会的利益失衡，社会没有秩序可言，老百姓只好揭竿而起，通过农民起义，通过武装斗争来协调社会利益。现在，我们在腐败方面、在利益差别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下面一些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吸引度不够，有了冤屈、有了问题、有了困难他们要到中央上访，这体现了对党中央的高度信任。有的地方仇官情绪激烈，这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但我们还可以有效应对风险和有利化解风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人民群众反腐不反共，人民群众信任共产党。这是我们巨大的政治优势和政治资源，是社会稳定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要珍惜这个优势，进一步维护中央的威信和形象。

反腐败协调了官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廉政建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这个问题要抓，任其自流是不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透明国际发布的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西兰、丹麦、瑞典、新加坡名列前茅，中国下大力气反腐得到的分数是3.6，低于及格线5分，这说明我国反腐形势很严峻。近年，全国每年发生的大约10万起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腐败事件的背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收入、半腐败性质的灰色收入数量巨大，影响极坏。我们有效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要把这部分腐败利益和灰色利益协调掉，要不这个东西害干部，害国家，最后在人民群众面前失去威信。

铲除腐败利益、协调人民群众和官员利益关系，要依靠制度；对腐败分子要进行政治教育，要进行道德教育，但作用往往不是很大。因为这些人往往是腐败成瘾，虚伪成性，投机成习。这些人都是在主席台上教育别人的能手，又是在台下腐败的强者，还有一套官商勾结的办法。因此，有教育，更要有制度，所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但是，现在看来，领导干部的财产光向上级报告不行，应该与世界接轨，要向社会公示；领导干部光是接受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够，还要自觉接受社会大众和媒体的监督。一位老干部就说过这样的话，过去讲的是领导带头艰苦奋斗，现在艰苦奋斗是群众带头；过去是领导监督群众，管理群众，不要违反纪律，不要出问题，现在是群众监督领导，不要贪污腐败。我们的一些干部现在到底是怎么了？这个问题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