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为什么引爆潮流？

　　主持人：今天我们来谈论这样一份杂志，这份杂志让当时的很多毛头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70、80、90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名垂青史的人物。你看他们中间的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毛泽东是1893出生的。同时这本杂志还开启了“白话文时代”，让我们写文章不再满篇都是“之乎者也”。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这份杂志就是《新青年》。今天的《党史画中话》，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教授，为我们谈一谈《新青年》背后的故事。
　　主持人：尹教授您好。
　　尹韵公：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新青年》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的？陈独秀当时为什么要创办这本杂志呢？
　　尹韵公：今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建立政党政治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的政治产物。一般来说政党都是先有政党后有报刊，但是中国很特别，它是先有报刊，后有政党，利用报刊来创建政党。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青年》帮助他创建的，为什么?因为毛主席后来曾经说过，《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准备了干部条件。因为之后看来，《新青年》的很多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干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个代表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新青年》的作者。那么《新青年》这个杂志就像刚才说的，它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实际上原来最早是1915年9月15号在上海办的，叫《青年》杂志，后来1917年才改名《新青年》的。当时陈独秀把它从上海迁到北京以后，因为当时在1917年以前，北京是由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的，北洋政府是个非常反动的政府，但是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政府。在这之前北京报刊很多，他们一下子就关闭了一百多家报刊，当时中国新闻史上叫“癸丑报灾”。开始他是想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所以他为什么发表“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后来他就逐渐向政治话题方面越来越集中了，实际上他最后成了个政治刊物，当时成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引领者、领军者。我是搞新闻研究的，在中国二十世纪，所有的报纸、杂志包括后来成立的电视、媒体当中，我认为就它的历史穿透力而言，没有一家是超过《新青年》的，所以我认为《新青年》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办的最好的媒体，也是穿透力最强的一个媒体。

　　主持人：我手中有这样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显示的就是《新青年》的作者队伍，那么为什么《新青年》能吸引这么多的“牛人”来投稿？
　　尹韵公：当时《新青年》在思想上是非常时尚的、非常引领潮流的一本杂志，而且这个作者队伍当时很年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新青年》的作者队伍都是当时的愤青，《新青年》从第一卷到第九卷我全部看过，《新青年》的作者队伍是80%至90%，后来作者都成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名人、精英。有的是政治精英，有的是文学精英，有的是知识精英，当然也有些很坏的精英，比如陈公博，周佛海他们成了汉奸。他们也是我党的一大创始人，后来不行了，但几乎所有人，当时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而且可以说《新青年》当时集合了中华民族当中一部分最优秀的儿女，当然这个优秀儿女里面像我刚才提到过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也有变化，但是当时来说，他们从思想上来说是没问题的，他们传播了最先进的思想，他们也学会了最先进的思想。包括毛泽东，他当时虽然在《新青年》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之研究》，这个问题表面是写体育的，实际上我是非常深入的研读过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毛主席这篇文章，实际上他谈的还是一种尚武精神，就是崇尚魄力，不是简单的武力，而是强调勇敢的精神。因中国老百姓当时很弱，就是体弱，而且遇到外国列强不敢反抗，毛主席当时是想壮大那种尚武精神，所以《新青年》的作者队伍，是中国任何刊物都无法比拟的。

　　主持人：尹教授，《新青年》最大的亮点在什么地方？
　　尹韵公：现在我们普遍认为《新青年》第一个提出了民主与科学，这是他的最大贡献，我也承认，我也不会反对这个观点，我也认为《新青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观点，确实是他的一大贡献，但是我觉得新青年还有一个更大的贡献，就是他解决了中华民族道路和方向问题，为什么这么说？1911年辛亥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只能说帮助中华民族解决了制度问题，当时中华民族觉得制度安排上有问题，封建是肯定不行，所以他必须创立一种共和。袁世凯上台以后，确实搞了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比如说当时北京政党报纸很多，政党也很多，当时全国统计各种各样的政党大概有上万个，北京有好几百个政党，所以有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学资本主义，其实当时那种情况下，中国有的是条件学资本主义，中国体制上也开始学资本主义。国会有两院，比方说袁世凯后来还复辟要学孔夫子，用我们现在话说学孔孟之道，但是实际上当时事实证明，孔夫子也救不了中国，因为如果孔夫子能救中国，中国人后来用不着选择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人也发现学资本主义那套方法，中国也很困难，中国搞两院制搞的乌七八糟，从1911年到1921年，我认为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最痛苦的十年，为什么痛苦，就是他找不到这个民族奋斗的方向和道路，他不知道怎么走，推翻了帝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下一步怎么走找不到。
　　主持人：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尹韵公：比如要靠什么样的思想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像毛泽东当时他很信奉无政府主义，他当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鲁迅据说当时成天抄魏碑因为他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经常就用毛笔字抄写魏碑。说鲁迅后来的字很像魏碑体，也是那个时候来的，实际上当时所有的民族都不知道怎么办，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当时《新青年》创办的时候，他也见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是他是一种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问的。假如一个读者来信问，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陈独秀专门给他回信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他的理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学说，而中国当时产业工人很少，工人也很少，所以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当时陈独秀就这么认识的。《新青年》最大的贡献，我认为除了民主与科学之外，就是帮助中华民族解决了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像《新青年》专门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比如梁启超最早也介绍过社会主义，但是像《新青年》这样，出了专号，一个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一个出了《十月革命专号》，像这样集中专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所有的报刊没有这样干的，只有《新青年》做了，所以最终他帮助中华民族解决了方向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就是中国人当时一方面学西方的宪政，学西方的思想，中华民族为什么觉得是孔夫子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当时干了件最大的坏事，就是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瓜分世界，分赃不匀造成的，而且西方列强还有更强的一点，当时几个列强打仗，表面为了公平正义，但是当中国人要公平正义的时候，比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我们要求把德国把中国山东还给中国，西方列强居然不干，不同意给中国，后来中国人非常愤怒，觉得你们怎么能对我们这样，所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开始失望。正好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民族为什么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蓬勃壮大，实际上这个是有理由原因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新青年》做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主持人：《新青年》上的“双簧信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
　　尹韵公：《新青年》这个杂志很有意思，因为《新青年》刚开始发行量不是很大，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为了扩张他的销路，可能用我们现在话来说，他可能搞了些做秀动作。比方说他自己制造一个读者来给他写信，然后他自己回信，《新青年》做这方面，做过好几起，但后来《新青年》影响大了以后，就不再做这种事情了。而且《新青年》为什么我说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实际上他也准备了干部条件。因为中国共产党后来接管了《新青年》，陈独秀是《新青年》的总编，它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当然他更大的是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第二个才是他的干部条件，干部条件主要是因为《新青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当中，我当时算了是13个人，有12个人还是11个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在《新青年》上面，所以说《新青年》很厉害。比方说很多人后来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为什么毛泽东写《体育之研究》，毛泽东好像对体育感兴趣，很多人这么想。其实我看了那篇文章，毛泽东是谈体育，但是毛泽东绝对不是单纯的谈体育，他是从国民素质，国民精神来谈体育的，他是强化国民要有一种尚武精神。当时这种尚武精神，跟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也分不开，当时中国人很想学日本，觉得日本为什么从弱小变成强大，又觉得日本武士道精神，可见日本崛起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当时中华民族也提倡这种尚武精神，也是觉得向先进国家学，向强国学。实际上《体育之研究》，不仅强调体魄上要强大，意志上也要强大，毛泽东是通过这样的角度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很独特的文章——《体育之研究》。
　　主持人：听您讲了以后就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又挺有意思。
　　尹韵公：陈独秀发表文章是最多的，李大钊在马克思专号和十月革命专号上发表过文章，在整个《新青年》当中是影响最大的就是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那篇文章，甚至于说“试看将来世界必是红旗飘扬”，他预言了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这应该是李大钊说过的非常精彩的一个预言。李大钊在思想的进步程度而言，我认为是超过了陈独秀的，毛主席为什么后来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因为他是主编，而且他是组稿，他的知识面比较广，所以他认识的也有一定的人脉。他是通过各方面的人去组稿，他认识的人很多，但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的，给《新青年》写稿的人物，比如茅盾，一个著名的作家，中国作家，他当时也给《新青年》写了稿。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实际上就是沈尹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标题都是沈尹默这个人写的，他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最好的书法家。当时沈尹默在年轻的时候是个愤青，他也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我记得他发表过不止一篇。当然胡适在上面也写了不少，《新青年》有几位人物是很出色的。
　　主持人：郭沫若算吗？
　　尹韵公：郭沫若好像当时还不太出色，毛主席当时也不行。实际上在《新青年》的时候，毛主席的影响还不如张国焘，所以这也是后来张国焘为什么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雪山草地会师的时候，他敢挑战中央，这跟当时是有渊源的。因为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五四运动他是组织上街游行的，他是第一批被北洋政府军阀抓进监狱里面的，所以当时他们出来以后，学生是以英雄式欢迎张国焘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张国焘就进入了领导核心，这跟他在五四以来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那张国焘在《新青年》上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文章吗？
　　尹韵公：张国焘我认为他发表的文章一般。
　　主持人：那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曾经发表过一些什么著名的作品？
　　尹韵公：鲁迅在《新青年》最有影响的作品就是《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用文学的手法反抗封建专制最猛烈的呐喊。鲁迅是极为奋发的人，而且他认为这种“旧”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国民素质，所以鲁迅这篇《狂人日记》实际上它政治意义是大大超过了它的文学意义的，但是很多人从文学角度解读。实际上鲁迅在那个时候，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最深刻的认识到当时那种国民性。中国国民性毒素当中的东西是相当多的，这也是为什么陈独秀他们要提出《新青年》，正好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当时那代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梁启超曾经提出过“少年中国说”，他们都认为中国的旧时代结束了，中国重新成长要少年中国。郭沫若也提出过“凤凰涅槃说”，就是旧中国就像一个凤凰一样，长到五百年重新烧一次重新成长。而陈独秀他们为什么要提出“新青年”？实际上也是表示一个对旧时代，旧社会的一种告别，破旧立新，中国一定要有新起点，而且陈独秀他们这帮人，应该说他们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新青年”，所以实际上《新青年》这个思想是影响他们一代人，包括中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断的提出要建立一代 “新青年”，都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作品《狂人日记》虽然当时在知识界肯定影响很大，实际上文学作品有时候要靠历史检验才能更加深刻的意识到的。

   
　　尹韵公：我记得鲁迅写《狂人日记》，是在北京“烂漫胡同”，鲁迅在北京住过好几个地方，他跟他弟弟周作人也住过一个地方，好像是阜成门。阜成门有两处地方是作为鲁迅故居保留下来的，但实际上鲁迅在北京住过不止一个地方。顺便说一句，北京的胡同文化在中国的城市胡同文化中是最有意思的，毛主席有首诗词叫《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个“烂漫时”，烂漫用这个词实际上双重含义，毛主席第一次到北京来的时候，就住在湖南会馆，湖南会馆的地址就是北京宣武区的烂漫胡同。确实正如他所说，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正好应验了这句话。原来我都不知道，我是有一次无意当中，去串胡同路过那个地方，我才恍然大悟，我说怪不得毛主席说烂漫，原来这个湖南会馆就在烂漫胡同，它实际上是双重含义。所以你去考察这些胡同，非常有意思。包括鲁迅住的胡同也是一样。陈独秀那个，《新青年》杂志的胡同好像就在北大，就是现在北大的红楼附近的一个地方，他没说《新青年》杂志，他说陈独秀的故居，陈独秀把他故居拿出来做《新青年》的编辑部。其实他应该把它恢复成《新青年》故居，《新青年》故居可能应该说更好一点。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以后，应该说当时的情况，说好的也有，认为说过了的也有。说好的、说深刻的占多数，但是这个反映主要还是在知识界。当然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更注重的是历史，而不是当世，就像杜甫和李白一样，我们认为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但是李白当时的名声大过了杜甫，杜甫是死后，反而发现了他，然后把他的诗传出来了，认为他可以跟李白齐名。鲁迅这篇狂人日记也是这样，他是随着时间和年代的推移，人们才越来越发现他的价值，而且尤其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认识，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才发现鲁迅的眼光真是太毒了，怎么看的那么深刻。所以鲁迅这篇作品，它的穿透力就像《新青年》本身的穿透力一样强。新青年文学作品发表并不多，但是最好的作品是《狂人日记》，中国最伟大的作品在《新青年》发表这是《新青年》的一种眼力，表明了“新青年”的眼力。
　　主持人：我们知道孙中山曾经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新青年》的一代人正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热情，才能成为风云际会的一代。这也给今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于信仰和理想的选择，以深刻的启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尹教授，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