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2）

长征是战略退却，是大转移。我们红军当时长征前30万人，到了陕北剩三万，90%的力量都损失掉了，教训极其惨重。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当时准备要全面侵华，中央开了一次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跟国民党摒弃前嫌，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国共相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抗日。

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着“和”、“战”的抉择。其实，在1945年，当时的中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准备要申请奥运会了，举国思盼和平，但是和平没有到来，国共再一次刀兵相见。而这时国民党的力量还是强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当时与国民党开战那是很难的一个决策。胡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他发现毛主席的一生有两个决策最难下，一个是1946年同国民党彻底破裂，另一个是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次内战，毛主席刚开始比较悲观，认为至少用十年、十五年或者是二十年才能打败国民党，结果到了1948年3月，毛主席东渡黄河去西柏坡，在路上就遇见了当时担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的杨尚昆，杨善昆就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能够取得胜利？战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判断，只不过时间上又打了一个六折，毛主席预计是五年，其实三年零三个月基本上就结束了战斗。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主要经验

之前我们遭受了那么多次重大挫折，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胜利了呢？有哪些经验呢？这里头的经验非常之多，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主要经验。

第一，强大的政治力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战争要取得胜利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民心。而战争要能够持久，摆在我们党面前首要问题是什么？是找朋友。为什么叫找朋友？因为我们党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不能取胜，要找同盟者，找朋友。1939年毛主席就认为，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牢固的同盟军，是首要的争取对象，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毛主席分析的非常清楚，但是能否将这三支同盟军团结在我们党周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能够团结起来，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如果不能团结起来，革命就不一定能取得胜利。

事实上，我们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是团结广大农民，争取农民关键就是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就发布了五次指示，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到194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如果说分地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的话，那么，废除苛捐杂税则是包括富裕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迫切愿望。我们都讲说国民党的税多，税有多多呢？1932年的时候统计有1700多种。不仅是税种多，还施行了很残酷的预征制度，什么叫预征？就是提前征收，寅吃卯粮，今年将几年后的税都征了，比如当时四川梓潼在1926年预征到了1957年，邓锡侯的28军在1935年预征到了公元1991年，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词义县在1931年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很多人说国民党没有战略眼光，我看国民党在征税上倒是很有超前意识。在解放区和根据地，我们全面的废除了苛捐杂税，只征正税，翻身农民就成为了我们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迸发了极大的生产革命热情。

讲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没有认识吗？答案当然是有，而且认识也是很深刻。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来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中，孙中山认为要改善民生关键第一要抓好土地问题，第二要解决好资本问题。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呢？孙中山提出的办法叫“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实行耕者有其田”。现在全中国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房价，香港有一位学者叫郎咸平，他读了孙中山的著作，说孙中山的土地理论对于当前大陆调控房地产很有警示意义，他说孙中山在100多年前提出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就是说如果你卖一块地或者是房子，原本是一百块钱买的，现在三百块钱卖，中间这二百块钱差价要一律充公，因为房地产价值的上升与个人无关，而是来源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涨价部分要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孙中山后来干脆提出了把土地分给那些无地的农民，叫耕者有其田，我们共产党搞的就是耕者有其田，所以毛主席说：“‘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

客观地说，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都很重视，他们也颁布了土地法，也在各省区搞了一些试点，但是都没有搞好。在1946年11月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占领了绥靖地区，这里过去是我们党控制的地区，已经搞过土改了，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国共比较的问题。蒋介石要求部下在绥靖区要特别注意处理土地的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出更好的成绩，要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真正为民众解决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但是由于政权基础，国民党拿不出切实的办法来。国民大会的代表就质询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地政部答复说：“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土地改革之推进，政府故需努力，有赖全国人民之侧重，地主阶级之觉悟。”试想国民党的土改要靠地主的觉悟来进行，什么时候地主的觉悟能提高到把自己的地分给农民呢？所以说在农民问题上国民党没有交出比我们党更好的答卷出来，进而在争取农民问题上国民党就以完败告终了。

其次要团结中间党派。我们的思路是让中间党派的偏左者稍稍右转，让偏右者稍稍左转，使他们得到一个和谐团结的统一。在抗战中期，这些中间党派为了实现民主打出宪政的旗号，然后这个旗号很快就被国民党给接手了，而我们党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口号，因而也参加了这个宪政运动，但是我们被边缘化了。摆脱边缘化的拐点是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将我们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口号公之于众。为什么要提出组建联合政府呢？就是为结束国民党的联合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的政府，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就受到了各届人士的欢迎。黄炎培对宪政运动评论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这话其实写得很通俗，就是讨论宪政就像一群饥饿的人，他们不考虑现在能够吃到什么，而考虑明天中午能做什么好菜，宪政是中间党派研究明天中午吃什么的问题，而我们的联合政府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就可以吃到什么。所以说建立联合政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具体化，从而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吸引到了我们党的周围，将我们党的统战政治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次是团结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认清了国民党，进而走向了共产党。战争是烧钱的，1945年延安成立炮校，朱德总司令参加开学典礼，大家就想搞一场实战射击，结果老总说别搞形式主义了，省下来打鬼子吧。要知道，一发山炮弹是当时一个中农全年的劳动收入。所以说为了解决军费，我们党那边就通货膨胀了。国民党也进行了币制改革，想了一系列的办法，但是没有生效，最后的办法就是印钞票。这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钞票的面额越印越大，二是钞票越印越多。当时国统区唯一全力开通的工业就是印钞业，而且24小时开工还印不过来，还委托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帮着印。国民党新疆省银行当时印出了单张60亿的钞票，这张钞票当时能买什么呢？能买七八十粒的大米，够煮半碗粥。因此，国统区的生活很紧张。到了1947年，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传单中讲，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下，我们学生及极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了畜生的生活水准，现在这个畜生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增加新的骨骼。那教授的生活总会好些吧？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主持召开了一次教授会，来了一百多位教授，大家谈的、想的不是搞学问，都是研究怎么解决吃饭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翦伯赞在1947年写了一篇文章，非常的精辟，他讲：“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想到他为什么饿，只要他这么一想他立刻就会想出反内战之口号。”所以说我们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并不光是军事上这一条线，我们有第二条战线——能够汇聚民心、民力，国统区的工潮、学潮、武潮，潮潮不断。我们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汇聚在了党的周围，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条主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