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网络应用载体多样化,网络与手机结合日益明显,微博客等新兴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依靠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对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在这里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强调一下微博的现场直播的意义,它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防灾救灾,过去我们是在广播里听到唐山地震,电视里看到印度洋海啸,博客里讨论汶川地震,如今像青海玉树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等都是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和讨论,可以说,微博成了主要的载体。在记者赶到受灾现场的时候,发现许多当地的年轻人用手机短信发微博,报道灾区情况,调配资源,起到了记者的作用,与过去相比,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对基层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权力监督和社会维权。因为大部分事件都发生在县一级,统计显示,每年因为处理突发事件不利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有二、三十位。社会维权中的一件经典案例是钟如九事件,钟如九是自焚者钟如琴最小的妹妹,2010年9月10日自焚事件前在南昌做服装销售员,强拆来临时回家照顾母亲,当天在现场拍摄工作人员形态,被4、5个人强行抢夺去相机。2010年9月16日想随姐姐进京申冤,被宜黄政府控制,悲愤交加晕倒在机场,后躲进女厕,求助记者,通过在新浪微博上信息直播,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自此,她的个人微博拥有3万粉丝,几乎每天都有人关注她的生活状态。换言之,她已经不再是弱者,不再向父辈那样需要乞求别人帮她维权,她已经变成了维权的强势力量,有一天,她的母亲病危,在南昌住院,当天晚上在微博发出消息以后,就有十几万人参与,帮助她转发,然后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帮她寻找大夫,301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广州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的国家级顶级烫伤科专家被找到,第二天专家们纷纷坐飞机飞到南昌去给她妈妈会诊,三天之后,她母亲又被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去住院。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微博营救活动之后,很多维权当事人都开始开微博,在微博上广泛的发布自己的信息,然后引发大家的关注和转载,这是微博今年发展的重要的态势。
第三,官民互动的良好格局在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留言板,现在留言板不但人民网有,好多地方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开通留言板,而且对留言板的留言有制度化办理的趋势,现在有15个省市通过政府文件的形式规范了如何办理人民网留言,不再是过去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而是谁去办、如何办、用多长时间办、如何回复等步骤都用政府文件的形式加以规范。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一个网友留言督办处,有5个编制,专门回复人民网留言。山东、河北成立了社区民意办公室,云南、天津等地设立网络信访处,这些都是专门回复人民网留言的机构。与此同时,领导也积极参加在线访谈,现在每年到人民网访谈的领导有20多位,部委领导、企业领导就更多了。伍皓因为在处理“躲猫猫”事件中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把民意比作蒸汽,认为拿东西盖着,早晚有一天壶底烧穿,但是盖子掀开,虽然一时会烫伤手,但是沸腾的民意往往会随着蒸发而化解。他在上台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开通第一个官方微博、设立网络媒体义务监督员、要求媒体报道事件不能用不明真相等等,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第四,新意见阶层迅猛崛起,意见领袖作用突出。2008年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的概念,我们把这些关注社会时政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他们的核心就是意见领袖。现在很多人不是记者,却扮演着记者的角色,比如在四川、重庆一带很活跃的周曙光,“最牛钉子户”就是他率先报道出来的;李根和新湘报在湖南很活跃,很多社会热点事件都是由他们率先曝光。新意见阶层的核心——意见领袖,更是不可忽略的群体,研究互联网不能不提意见领袖,这些人往往比传统的报刊、电视台影响力更大。这些意见领袖有可能是传统的专家,比如傅德志,也有可能是年轻人,比如连岳、韩寒。韩寒现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排名第一的意见领袖,而且他的粉丝是遍布各个阶层,观点比较犀利,韩寒的新浪博客的访问量达到4.3亿人次,除去炒股博客之外,这可以说全球第一,他在新浪微博只发一个字,就瞬间引发了5000条转载和上万条评论,号召力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每一条东西基本都有50-100万的点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他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韩寒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很多知名人物的影响力很大,年初我到日本参加研讨会,同行的都是国内知名的传媒学教授,在聊天的时候,一位教授告诉我他每天上班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看韩寒的博客。
随着社会发展和互联网的不断进步,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趋势也在发生变化:
首先,网民社会阶层分裂。网民在现实中的地位导致他们网上的观点各异,草根和精英阶层的反差越来越大。
第二,人文关怀大幅度提升。过去很多人上网是发邮件、聊天、购物,现在很多人已经发展到关注时政,这个比例越来越大,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组织化程度提升。网络载体的丰富多样,使得网民之间组织活动越来越容易。
第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网上舆论向网下空间扩散的趋势在逐渐加大,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一点在2009年邓玉娇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当即拨打110报警,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邓玉娇案发后,网络上出现《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赞美之文,舆论几乎呈一边倒,纷纷攻击淫官黄德智、邓贵大等人。武汉有一个叫“屠夫”的网友赶到巴东,把大量第一手消息发到网上,在他的带动下,大量网民开始走到巴东去实地考察,巴东全县如临大敌,码头关闭、大小宾馆一律不对外住宿。如果说过去的网友还是单枪匹马地冒进调查的话,那么,以“北京厨子”为代表的新一代活跃网民已经开始兴起,这些人有勇有谋,善于组团作战,比如去山西探访尘肺病患者,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组织了很多网友,带着记者一起组团前往。他们把各个力量、各个团体的人全带上,这样的声势、影响力无疑会更大。进入2010年以后,网民到现实中把网上围观和网下行动结合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
第五,网民深度探求事件欲望增强,“关联性”话题层出不穷。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小事如果处理的不好,容易引发更多的连锁事件,比如河北的“我爸是李刚”,引出13万造句。李刚案本来是一起简单的肇事案件,但是因为河北大学下了封口令,家丑不可外扬,不让学生接受媒体采访,其实这位校长不见得同李刚家有什么关系,只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维稳观念,才要求封锁消息,但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被网民抓到,纷纷把焦点从李刚转移到校长身上,后来被人肉搜索出来,被指大量的论文抄袭、学术不端等等,自己变成了网民攻击的焦点,由局外人变成了当事人,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六,网上的非理性情绪和非正常秩序不断滋生,“网络暴力”、“网络打手”、低俗恶搞不断出现。首先是搜索的滥用,从东北的虐猫事件开始,大家开始发明一种搜索方式,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进行转递,最后把目标的信息公布出来,但后来逐渐被滥用,成为侵害他人隐私的手段。其次就是群体极化现象,比如通钢暴力事件,当时通钢国企改制,表示工人都要下岗,东北的工人很有力量,当即冲上去就把他打死,本来是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但是网上却出现了极化现象,不但没有人谴责暴力,还有很多人说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起来消灭资本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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