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投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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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涵义和背景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已经强调了很长时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强调过，在中央党校又专门讲：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关系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全局。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贯穿社会经济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公报》还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经济结构性战略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是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动力。另外，“十二五”规划建议对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给出了一些具体阐述，比如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等等。

我想主要从需求结构的角度谈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实际上，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十七大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十七大报告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阐述也很详细。首先讲了需求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它的提法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加，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协调转变。

需求结构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呢？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投资占到整个经济GDP的比例比较高。给大家看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例叫投资率。2008年，中国的投资率是43%，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日本分别只有19%、20%、24%，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像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也都比我们低，特别是巴西、俄罗斯比我们低很多。印度这两年上升的比较快，已经达到39%，韩国原来的储蓄率、投资率也很高，但现在只有31%。总而言之，在主要国家中我们投资占整个GDP的比例是最高的。这是需求结构调整的一个背景。

另外，介绍一下我国近20年来消费和投资的变动情况。消费率是国民经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投资率是固定资本投资占到GDP的比例。从1990年到2009年，我国的消费率在一路下降，投资率在一路上升。2002年，十六大文件提出调整消费投资比例，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但是从2002年到现在，消费率还是一直向下走，去年的投资率达到45.5%，是历史最高，消费率在48%左右，差不多也是历史最低。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

还有一个是出口。我们就讲需求结构的净出口率。进口和出口的差额叫做净出口，等于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外需。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净出口率基本上是向上的趋势，一度达到8.8%，去年开始下降。

提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的背景是什么呢？从核算的角度看，净出口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储蓄是什么呢？就是GDP减去消费剩下的余额。从大的方向来说储蓄有两个用途：一个用途是国内固定资本投资，另外一个用途是净出口，或者用于资本输出。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万6千亿美元，是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呢？一是出口大于进口，挣了很多美元；二是外资流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外汇储备可能是太多了，这跟我们的需求结构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十七大报告里还讲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化。五中全会还是用这样的提法，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国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动的态势。从1990年到2008年，第一产业占到的比重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不到10%；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从40%左右一直上升到48%；第三产业从1990年开始上升，2000年以后基本上没变。这就是所谓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的一个基本背景。大家再看一下国际比较。中国跟世界各国家都一样，一产的贡献非常低，因为一产的比重相对小一些。咱们跟国际比较的不同点是二产和三产：中国，二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他们二产的比例比我们低很多；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都比我们低得多；这些国家三产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我国。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实际上是五中全会《公报》里提到的第二个“坚持”，主要是讲投入结构。大家看一下2006年国际上科技投入占GDP比例的比较，我国不到1.5，比俄罗斯高一点，但比其他国家要低很多。

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

（一）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中央特别强调扩大内需，“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的新格局。我们讲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讲总需求和总供给，总需求由内需和外需两部分组成。内需就是消费和投资，外需就是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差额，就是刚才所说的净出口的概念。扩大内需不是指绝对数量，而是提高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因为我们内需的绝对数量年年都在增长，而且增长很快，跟GDP差不多，9%、10%。

刚才谈到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状态。美国的投资曲线在上，储蓄曲线在下，换句话说是投资大于储蓄。我们是储蓄曲线在上，投资曲线在下，形成的差额是资本的净输出。美国的差额是负的资本净输出，实际上是资本的净流入，这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呢？我刚才讲了，净出口等于净资本输出。2008年我们的净出口或者说净资本输出是2万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豫、黔、滇、藏、陕、甘6个省、1.8亿人一年的产出，还相当于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5项最重要支出之和。2009年我们的净出口是1万3000亿人民币，今年可能还得有1500亿到2000亿人民币。按照2005年购买力在全世界的评价，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8%，日本的24%，英国的22%。现在讲我们是所谓的全世界第二，是就经济总量而言，要考虑人均，我们跟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很远，即使人家按照现在很低的速度发展，我们按照现在很高的速度去追，也要几十年才能追的上。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输出等于我们把钱借给富人了。

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人均固定资本投资按照可比价计算，我们又比别人少得多。如果我们是1的话，那日本是2.4，英国是2，美国是2.65。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人均，跟GDP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背景。

我们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得到了什么呢？我们的外汇储备有一些买了股票，还有一些是进行了实体投资，但是大部分都是金融投资，金融投资里主要是买美国的国库券，还买了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一部分大公司的债券，比方房利美、房地美、高盛、雷曼兄弟，我们得到的是资本输出的收益，利率是4%左右。

我们的成本和风险是什么呢？人民币升值大概每年都在4%、5%，换句话说，每年的人民币升值跟资本输出的收益差不了多少，等于我们什么也没捞着。另外，我们国内的投资收益率也能达到15%，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成本。

还有一个成本是我们把钱借给美国了，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快，人民币还会升值，而借出去的相当一部分钱又以热钱的形式回流到国内市场来，它可能一石二鸟、一石三鸟，它一方面可以拿到股市、房地产或者实体投资的收益，还可以拿到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成本。

特别重要的风险损失是美元是一个长期贬值的趋势。两种货币之间汇率的决定机制最根本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10%平均差不多，或者9.8%左右，美国也就2%左右，而且从长期看并不见好。我们是一个后来者，有所谓的后发优势，再加上我们的体制优势、高储蓄、市场、人口等很多因素，都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从长期来看，美元是一个贬值趋势，这是我们的一个风险。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要达到11%，我们的财政赤字可能只有3%左右，这都影响了美元的贬值趋势。

还有一个成本是可能会产生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太多，可能影响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因为我们的外贸出口大于进口，企业拿到手里的是美元。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一定要卖给人民银行结汇，人民银行拿到美元，得把人民币付给企业，企业手里拿了一大把人民币，这一部分人民币在国内是没有物资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流动性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央行一定要采取措施，想办法把这个流动性要收回来，这就影响了我们货币政策的执行，可能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

还有一个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问题是热钱的流入。从货币政策来讲，如果要调节宏观经济，按说最好的杠杆是利率，但是考虑到热钱的因素，货币政策就不轻易动用利率杠杆。因为一旦提高利率，热钱进来就更积极了。那咱们想办法不让热钱进来行不行？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做，因为谁也不说我是热钱进来的。所谓两难处境，是指利率调整处于两难处境：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应该更加频繁地使用利率工具，而不是使用准备金工具；但是为了抵御热钱给带来的困难，我们又不敢轻易使用利率杠杆。

大规模的出口还带来能源净出口、污染净进口。表面上，我们每年进口石油一两亿吨、煤炭几千万吨，好像是能源净进口，但是我们出口的那些产品，生产和运输都耗费能源，一算总帐，咱们还是能源净出口。光能源净出口也无所谓，问题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对相当一部分能源是有补贴的，我们能源的净出口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能源补贴给老外了。还有就是那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运输过程都要产生污染，本质上等于是污染净进口。

还要考虑美国看待我们大规模资本输出的态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重量级成员说，美国很多问题都是人民币造成的。比方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他说次贷危机是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而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是人民币造成的。因为中国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美国市场上的钱就多了，利润下降。房地产投资对利润非常敏感，房地产投资就多了，泡沫就出来了，最后导致次贷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006年发表了一个针对中国大规模商品输出的评论。我个人觉得，斯蒂格利茨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就提出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资助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减税。与此同时他说，中国在消费和投资上还有巨大空间，这些钱你们自己花多好，干嘛非要借给美国？保罗•克鲁格曼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个人比较右。他提出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国债共和国，中国掉入美元陷井无法自拔，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出手相助。他所谓的掉入美元陷井就是指我们拥有的2万6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比较难办。金融危机后，美国原副国务卿、现在的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在《华盛顿邮报》讲，全世界的经济之所以出问题，一个是美国过度消费，另一个是中国过度储蓄。小布什的参议长鲍尔森也说，中国的高储蓄率助长了美国的金融危机。针对这些言论，温家宝总理去年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英国的1/16，这还没有考虑到购买力的评价，我们急需资金进行建设，改善民生，靠举债而过度消费的人反过来责难借钱给他的人，这不是颠倒是非嘛。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对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借给那些比我们富裕的美国人？这样做值得不值得？能不能改变这种方式？这实际上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我觉得主客观原因很多。

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是我们过去的外汇太少了。1978年，我们10来亿人口的大国，外汇储备才一点点，得攒外汇，没想到这几年外汇储备一下子就上来了，2000年1600多亿美元，现在已拥有2万6000亿美元。

主观方面，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方说贸易战略，原来强调的是要出口大于进口，我们的政策是奖出限进。现在，外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外汇储备攒了2万6000亿美元。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关键是贸易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就是出口等于进口。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贸易战略，就要实现经常项目的长期平衡。所谓经常项目长期平衡，就是长期来看进口等于出口。换一句话说就是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基本为零，或者说经济法核算意义上的零贡献，并不是出口为零。按照现在这种调整，储蓄要我们自己全部用掉，储蓄和投资之间就没有差额了。我们的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外需围绕着零上下波动，不要求每年的进口与出口绝对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