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经济社会发展需突出解决的重要问题（3）

着力做好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工作

有时候媒体在解读建议的时候有片面性，把大家胃口调到很高，认为“十二五”重点要解决民生问题，将来会实施工资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在中国经济不增长或者没有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所谓的个人收入倍增。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也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尤其是保障民生中间许多是要花钱不赚钱的领域，比如说社保、医疗和教育，所以说不要对未来五年改善民生或者收入增长给予过高的期望。

在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从目前的将近50：50，积累降到40%，消费提到60%。积累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事后计算出来的而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积累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利润；二是资本市场融资；三是储蓄转化为投资，中国的城镇储蓄率平均在20%以上；四是财政支出。要调整积累率必须要调整积累形成过程中间的这些机制。现在要调整积累与消费，还只是一句口号，而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和机制。

在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上，第一点要确保就业，有工作才有收入。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有人认为有必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重新来培育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矛盾是资源与人口环境的矛盾，而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大家都想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高水平生活，但是这种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所以从宏观决策来看，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点要想刺激消费，必须要调整分配关系。这次建议中间有一个新的概括叫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益和公平的关系，十六大以前叫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那么现在就是说初次分配也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我们现在的分配结构之所以差距拉大，是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这种初次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国家拿的太多企业留的太少。最近这十年我们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多，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20%以上，今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要超过8.5千亿，今年的GDP总量大数32万亿或者更多一点，财政收入占到了1/4。90年代财政体制改革要提高两个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比重，提高财政税收在GDP中间的比重，当时的目标是20%，现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5%，说明国家在切蛋糕的时候切走了很多。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驻京办事处，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太多了，所以逼得大家必然要“跑部前进”，所以要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行减税政策，叫减税出顺势。去年结构性减税，把当年购入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当年的成本可以进行当年抵扣，来减少企业应交税金，但是，这还不够，从方向上讲还需要进一步的减税，这样企业才有可能提高职工的工资。第二，过去资本拿的太多，劳动拿的太少。98年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业制造业成本构成中间工资还占7.3%，到去年已经降到了6.5%，现在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之所以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老板拿的太多工人拿的太少，但是现在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靠工会来协调，目前的还做不到。有人建议工会干部的工资从工人工资中间提成，水涨船高，工人工资高了你工会干部工资也高了，不要由企业来发，当然现在能不能行得通还只是一种设想。还有一种建议是实行小时工作制，但是按照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就太低了。第三是不同行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国资委对于垄断行业高管的工资有“天花板”或者实行限制；二是将来对于垄断行业的税后利润实行扶持预算，就是除了交税以外，有一部分利润也要交给财政。

规范分配还要加强税收对于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这里面有灰色收入，有褐色收入，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所测算，我们的灰色收入已经达到9万亿，那是夸大了，肯定没有这么高，但是灰色收入的现金监管不严。至于说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调节来看作用不大，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目前的税收比重并不高。

刺激消费更大的难题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国的消费品为什么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动，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现金收入低。2009年中国农民纯收入是人均5000块钱，其中2500块钱是非商品折算成现金，比如家里养的鸡、生的蛋，自己消费了但不卖，它不是商品交换的，但是它可以折成纯收入，另外2500块钱是卖农产品的收入和外出务工带回家的收入，这样，每个人是2500，9亿农民就是2.1万亿，如果这2.1万亿1分钱不存，全部用来购买消费品，只占当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到19%。9亿农民买的东西只占不到1/5，这是中国消费品供大于求的根本原因，如果农民消费需求达到城里人，中国就不存在所谓的过剩问题。

要解决扩大消费，还要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影响的因素首先是控制通货膨胀，就是把物价控制在不超过3%，保持非常温和的上涨。如果物价像现在这样涨，消费者就担心物价上涨，以至于不敢多消费。其次是工作的稳定性，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支出的消费预期要能够相对的稳定。不能说今年的房子涨10%，明年涨10%，甚至涨得更高，这样使居民消费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央还多次提出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分析财产性收入的来源，第一是储蓄，储蓄的前提必须是正利率，现在一年期的存款2.7%，五年期4.2%，现在的储蓄却是负利率，所以首先要保证储蓄是正利率。第二是房产，应当说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制度的结束，使大多数城镇居民成为有产者，不管他交换不交换，至少他在不交换的情况下，他也感觉到他的房子在升值，这是他的财产性收入。第三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要避免2007、2008年股票从6000点一下跌落到2000点以下。股票有波动，但是长期趋势看应当是上升的，以此创造条件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上，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工资的改革方案调整方案早已经有了，但方案没公布的时候，13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反映千万不要出台公务员加工资的方案，为什么？因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出政策加工资发达地区财政上完全能承受，但是大量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除了政策他没钱给发，所以现在公务员工资实际上到了改到现在也没完全到位，或者越改越乱的情况。工资外的收入和工资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是并轨，所谓的绩效工资现在也遇到问题，事业单位不创收，哪来的绩效工资。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的工资分配体系是非常混乱，没有章法，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社保的全覆盖问题，社保的全覆盖主要是农村农民问题，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农民，基本上是水平低一点，但是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农村水平，城市和农村不统一，现在城里面比如出租汽车公司他愿意雇农民工当出租汽车司机，因为他交的社保费用比城市居民要低，第二个是医疗基本公共医疗卫生的全覆盖。医疗保障的主要问题不是缺医少药，而是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资源过度的集中在城市，在城市又过度的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一些人的医疗费用支出非常高，财政负担非常重，过度的医疗检测和过度的用药也造成医疗资源大量的浪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是要坚持公共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而不能全面的市场化，再一个必须要坚持推进医药分开，医院不卖药。

推进城镇化建设

现在有一个口号被滥用，叫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往往成为圈占农民土地的“遮羞布”，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事实上存在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城乡一体化的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改革户籍制度就能解决城乡一体化？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首先，要有就业的机会，他不能在城市当中失业者。其次，社保范围和水平要能一体化。再次，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要一体化。比如说北京市郊区一些县的财政转移支付，相比其他一些地方已经是相当的高了，一个县少则十几个亿，多则二十几个亿。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大城市的郊区比较好解决一些，但是对于全国而言不要轻易地说已经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因为就业问题、社保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教育卫生的均等化问题并没有解决。

农民向城市转移既要取消或者是有条件的取消户口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要纳入城镇的社保体系。现在在浙江，实施了以宅基地换城镇住房，以承包田换工作和社保，就是说你别看农民建一套房子投资花了20万，但是它没有交换价值，城里人又不能买，卖别人又不可能，通过交换，给他城里两套房子，就能够一套房子租一套房子住。而放弃农村的承包田，在城里面给他按城市居民一样去找工作，纳入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保，就能够实行农村土地集中和农村土地整理，解决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实现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又解决了农村农民的真正的向城镇的转移。

虽然我们人口普查中统计出来的那部分离乡不离土的人口视为城镇人口，实际上它叫被城镇化，因为家还在农村，土地还在农村，房子还在农村，最后还得回到农村，不是真正的城镇化。所以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如何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保基金的跨地区漫游问题。比方说一个人在北方打工，上了养老保险，个人的账户8%，企业配套至少15%，那么人走了以后，8%可以拿走，企业配套的沉淀在北京的社保机构拿不走，最终他又不可能在北京居住下来，多数人还得回老家，这些人将来的养老问题又甩给了劳动力输出大省。所以现在试点要做到社保基金的跨地区漫游，实际上涉及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就是说发达地区，比如深圳它养老金花不完，因为人口结构年轻，大量打工的人带走8%，剩下的沉淀在深圳的社保机构，所以如果真正建立社保基金的跨地区漫游，那么，即使他在50多岁不能在城镇务工，或者60岁退休了他还可以回到原籍领养老金。这样他可以放弃承包田和宅基地，在县城买房子，才能真正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城镇化。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叫行小惠而不及大益，这些涉及到中国未来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的大政策，它可能像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真正的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提高农民的收入。

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关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问题，我重点讲一下关于低炭经济与节能减排问题。去年我们宣布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要比2005年单位GDP排放降40%。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按国际能源署的计算是50.99亿吨，美国GDP排放量是2.78万吨，那么到2020年如果按照GDP比今年翻一番计算，那么GDP总量达到72万亿，换算成2005年的不变价格要达到58万亿，58万亿降低40%，每单位GDP排放量降10%，降到1.668万吨，那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是要达到96亿吨，比2005年增长89.6%，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不承担总量减排的义务，而只能承担强度减排，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在增长，和美国、欧盟不一样，没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今年很多地方政府开始频繁的拉闸限电，这不是个根本办法，节能减排必须要抓重点。中国能源消费的重点是工业，在能源消费中间工业占了70%，去年消费了31亿吨标准煤，工业消费了21亿吨，在这21亿吨标准煤的消耗量中间，其中石油、石化、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电力、建材、热力供应等六大高耗能部门消耗的能源，占工业能耗的79%，70%的79%大约就是能源消耗量的50.5%是这六个部门消耗掉的，所以节能减排重点必须是要抓住高耗能部门的节能减排。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有人说我们最近几年改革停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出台，还有一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改革时代，就是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们的改革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起来，还非常不完善，因此，“十二五”还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第一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是关于如何变成服务型的政府，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第二是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到国有垄断公司，来适当的稀释一部分国有垄断公司的产权，在坚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实现股权的多元化。

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上，第一是要反映资源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首先是从开采的环节提高资源开采费用。其次，环境保护改变以罚代征的机制。

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上，第一是减税政策，第二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现在人大对政府的财政支出监管不到位，超支的非常多，每年要超支几千亿，政府愿意怎么开支就怎么开支。

在信用体制的改革上，第一，国有商业银行符合更加面向中小企业的要求，第二，发展更多的面向地方的股份制金融机构。

完善改革的推进机制，体改办撤了发改委一个司，发改委的重点是放在审批上而不是放在改革上，所以要继续完善政府的改革推进机制，在未来的5年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加完善，来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最后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要坚持两条，一是利用外资要提高质量，而不是来者不惧，多多益善。因为中国要利用外资，一个是解决资本缺口，第二个是解决技术缺口，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技术缺口，因此对于利用外资也不是说全面地放开，还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再一个就是鼓励企业走出去，开辟海外市场和寻找海外资源，特别是开辟中国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那么，参与全球治理就是为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