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经济社会发展需突出解决的重要问题（2）

第三个是正确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中国现在的结构选择是高也成低也就这样一种产业结构，我们不可能像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那样在结构升级的时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都转移出去了，中国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有大量的就业压力，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们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不断提高比重，低的也不能放弃，当然这是对全国而言。就局部地区，尤其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就要放弃一些低端的。7月份工信部在上海开会的时候，上海市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上海准备把一些代工的工厂逐步淘汰出去，因为这些工厂对上海的税收贡献不大，在就业上也不解决上海人的就业问题，都招一些其他地区到上海打工的农民工，这反而增加了上海人口流动的压力。这种代工模式它两头在外，比如说IT产业，原器件在韩国、日本、台湾生产，销售渠道在国外，我们中间挣一点，这种收入所产生的增值税是很有限的。有人说苏州模式的问题是利税交给中央，工资发给老乡，利润留给台商，所以苏州当地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如常州和无锡，这种资本结构决定了它就是给别人打工。

就全国而言我们所要形成的结构，至少还要争取10年到15年。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可令人犯难的是既要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又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怎么办？那就需要技术创新，从而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中国的结构调整，就是要走一条和日本以及四小龙不完全一样的道路。

第四个是正确处理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有市场有需求、有比较优势，还要坚持，不可能都替代了。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不等于放弃传统产业，同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只能是突出重点，在创新的基础上来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个是正确处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重点是在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如果产品结构调整好了，那行业结构也就调整过来了，这样产业结构调整才有基础，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抓手在什么地方，关键环节是什么，还是在于企业的产品结构。

第六个是正确处理区域协调发展与生产集中化的关系。现在中国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在于太分散，尤其是在资源密集型行业，比如说炼油厂除了西藏没有，可能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炼油厂。美国休斯顿一个炼油基地就是2.5亿吨的炼油能力，我们准备在大连和珠海建设2000万吨的炼油基地，现在平均1000万吨都算大的了。所以必须要促进生产要素向大企业流动，尤其是资源密集型行业，不要怕被说垄断，它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垄断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可以通过政府的管制和调节来防止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从生产利益布局本身来讲，它需要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竞争的格局，就是该做大的就得做大。

第七个是正确处理房地产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现在的房地产政策是举棋不定，理论上没讲清楚，政策上摇摇摆摆。对房地产首先要对它的基本商品属性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认识。房地产具有二重性，首先是社会主要劳动，其次是投资品。所以首先要保证它是社会主要劳动，不是任志强所说的，它是钻石戒指，有钱人就买，没钱人不买，没钱人不买他也得有房子住，只是说住大住小要根据每个人收入水平来决定的，它是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奢侈品，其次它才可以作为投资品，可以作为保值升值的一个投资工具，但是，我们房地产政策的落脚点，必须要保证社会必要劳动，保证大多数人居者有其屋。其次，房地产市场必须要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到底是市场调节，还是要有一支有形的手。市场调节的前提是生产要素供应是充分的、自由的，房子多了房价就会按照供求关系降下来，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它有天花板，因为土地供应量是有限的，有18亿亩耕地红线，还有政府控制一级的土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按照所谓的市场机制，那最后会出现市场失灵，越调控，房价越高。最后，房地产产业同其他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资本平均利润率的机制，房地产远远超出了社会平均利润率，这样就引导了大量的资本进入这个领域，这样一来就没人去搞创新。大型国有企业要当地王，是因为国资委的考核指标就是保值增值，那至于说保值增值的钱从哪来，你别管，只要房地产能赚钱我就绝对不去搞创新，所以说必须要形成一种产业的协调发展，要有一个平均利润机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重要的支撑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重点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几个重要的领域：

首先，关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就是坚决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业相结合的产业。它应当包含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产业。那么建议中提出了五个方面：第一是制造业；第二是服务业，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第三产业不宽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够，我们认为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要进行第二次剥离，第一次剥离是80年代到90年代，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把办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从企业剥离出来交给社会去办，而第二次剥离就是把企业内部的一些辅助性的产业链环节剥离出去，让专业化的公司去干，包括工业设计、设备安装维修、原材料零部件采购、仓储，以及市场调查、财务会计风险的分析等等，这些领域带有一定技术含量，对于小企业来说，它完全不可能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留着它占很大的成本，而它对公司利润率的贡献或是产业中间链带来的效益并不高，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分离出去。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高，是因为把完全能够社会化的环节剥离了出去；第三是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关于运输体系提出发展物联网，所谓物联网就是把现代的信息网络与现代的物质产品的运输网络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来解决运输过程中间的重复迂回和不合理的运输，解决运输过程中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于现代能源产业，我们现在所依靠的还是传统的火力发电，中国现在发展最快的是核电，中国核电在建的规模和装机相当于全世界的核电建设规模的6/7。在新能源建设上，科技部认为不过剩，它代表了技术进步和未来能源的一个方向，发改委认为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种技术完全没达到商业化、工程化的程度，因为前两年太阳能工程发电的实验性装机成本大概是在3万多块钱/千瓦，而火力发电厂装机成本是3千到4千，所以它不具有商业价值。前不久，发改委在敦煌搞了一个实验基地，由中国五大电力集团去投资招标，最后是国电集团拿到了，中标是1块钱的装机成本，就是1千瓦1块钱。民营企业都退出了，因为他们认为从几块钱一下子降到一块钱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国有大企业有资金往里头填，先拿到手再说，然后再来消化投资成本。对于太阳能发电现在有两种判断，一种可能要到十年之后才有大规模的工程化、商业化的推广，还有人认为最近五年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至于说核聚变那要到2070年之后才有可能投入商业运行，所以目前既希望的还是一个是传统能源的节约，第二是太阳能。至于风能发电领域，主要是在陕北地区，内蒙古这几年发展也很快，装机成本已经降到了1块钱左右，中国风能设备国产化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这样会使装机成本进一步下降；第四是信息化，首先要消除数字鸿沟，其次是寻找新一代的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

其次，关于战略信息性产业问题。现在国务院还没有出台文件，但是科技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已经讨论了一两年，对于战略信息性产业的基本特点有三个方面的概括：一是具有战略性，就是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支柱性产业；二是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就像IT产业一样。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使技术密集和技术渗透性强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现在筛选出来的战略新型产业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国家科技部有两个重大专项，第一个重大专项是所谓“01工程”，就是关键原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二个重大专项就是IT产业的装备制造，这是作为未来中国新一代电子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所依托的两个重大工程；二是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三是高端装备制造，包括大飞机、高速铁路、高性能的数控机床等等。

再次，关于生物工程技术领域。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命和健康，现在多数是处在实验室的阶段。目前主要也还是以传统的化学合成药物为主，而生物工程技术在攻克癌症、艾滋病以及运用新的基因监测技术来解决人的疾病问题，目前还处在一种实验研发的阶段。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第一要突出重点，第二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领和支撑，第三要有财政税收来支持。

推动科技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第一，我们要建设的创新型国家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国家队”。除了科学院和国防科技的研发机构以外，地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样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原创性以外，技术推广、引进消化吸收都属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能指望中国科学院作为排头兵。

第二，中国现在技术创新的投入比重在逐年的增加，大致上占GTP总量的1.5%。每年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国家的技术财政拨款加在一起为5000多亿，每年以2%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的技术创新用于研发投入的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创新不仅是投入问题更重要的是途径问题。我们认为过去20多年的“863”的路径是有问题的，多数的“863”项目没有产业化。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能够真正产业化，进而最终能够实现市场化，能够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创新路径。这条路径第一要以需求牵引而不是论文牵引，要想干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需求目标，围绕这个需求目标去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难题问题，而不是“863”所提出来的跟踪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跟踪是一种马拉松的陪练，不会有结果。第二是需求必须要有工程做依托。第三必须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企业具有把这些创新要素进行整合的能力，具有工程化的手段和能力，具有市场的目标判能力，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科研院所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国家科技部在讨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对这一条是有争论的，科研院所觉得创新当然应当以科研院所为主体，怎么以企业为主体，这里面就要做区分，基础研究与技术院所为主体，技术创新必须要与企业为主体，最终是要真枪实干地拿出产品来，而不是去发表论文。

现在的创新就社会化这个意义上讲，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分散力量办大事。所谓分散力量办大事就是社会化分工，充分发挥不同企业不同科研机构的不同优势，比如神州飞船不是航天集团公司的几个院所完成的，它动员了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社会化分工。

另外，产学研结合必须坚持企业为核心，企业出题目出任务，而科研院所围绕企业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工程化的创新目标来帮助解决难题。如果是一种松散的产学研联盟，中国的这种体制和文化背景很难合到一起，最后各干各的谁也不听谁的。所以这一次科技部的重大专项，牵头的不是科学院，不是清华大学，不是科研院所，牵头的都是骨干的大企业。

与此同时，要调整研发人员的分布结构，清华大学过去叫中国工程师摇篮，现在大学毕业以后有几个去当工程师的，要么出国，要么改行，没有几个真正到企业去当工程师，所以，我们现在的大学学理工科的学生不说全部绝大部分都应当到企业去。为什么美国是创新型国家，日本创新能力强，首先它的科技人员集中在企业而不是集中在科研院所。

调整研发人员的分布结构就涉及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觉得这问题要历史和发展的看，中国现在的航天技术水平远远超出了钱学森时代的水平，但是没有钱学森这样大师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会有大的作为了呢？不是这样，我们的高技术领域，它已经不是靠少数大师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团队，需要整体的力量，就像神州飞船有好多个总指挥，每一个系统的总指挥就是在这个领域有可能超过钱学森的水平，这是专业化分工。培养钱学森这样的人才，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高智商，必须是绝顶聪明的人；第二，受过系统的中国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第三，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第四，必须还得在知识分子中教育培养爱国情操，有人说科学无国界在哪儿干都是干，我认为科学家仍然是有祖国的，知识产权都是不仅有祖国，还有法律保障。

要树立促进科技创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就是要有危机意识，要有敌人敌情观念。比如美国在不断地寻找敌人，不断地寻找他的战略竞争对手，冷战时期以前苏联为对手，来刺激他的军备竞赛和刺激他的科技创新，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对手了，但是它还在寻找，它把中国当成他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中国更应当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必须既要看到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也要看到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要面临着挑战，必须要树立这样一种危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