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需求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2）

中国的城镇化还要加快发展。目前城镇化率只有46.8%，离韩国、日本的70%还远着呢。这意味着要投资，所以投资还是降不下来，要想非常明显地改变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还非常难。前几年，改革在一些政策的安排设计上对消费不够重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消费，所以网上有一个顺口溜：住房改革把你口袋掏空，医疗改革给你提前送终，教育改革把父母逼疯，国企改革让你下岗停工。这些顺口溜虽然不那么正确，但形象地说明了老百姓的一种恐惧心理，他们要为未来增加储蓄，为下一代储蓄。比如，九年义务教育非常好，但此后的教育怎么办呢？我去华北地区调查，听到那里的农民说，高中是黎明前的海岸线，高中收费还不算高，一咬牙、一跺脚，三年之后太阳出来了；大学是看不见的地平线，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差不多得两万。农民和工人如果供着一个大学生的话，还会想消费吗？这就是当前的现状。

今年9月底，全国储蓄存款超过70万亿，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机关团体的储蓄，到9月底达到6.2万亿，增长了1.1倍；财政存款到9月底达到3.4万亿，增长51%；企业存款达到23万亿，增长6.5%；居民存款增加14.8%，接近30万亿。全国都在增加储蓄，按照经济学原理，一般是居民存款、企业贷款，现在中国出现一个特殊情况，企业也开始存款，这是很危险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企业增加存款减少贷款、提前还债的现象，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连续10年的经济负增长。创造财富主要靠企业，企业不贷款，而是增加存款、提前还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我觉得我们真应该好好想想了。

有人说，我们的消费已经很高了，你怎么还说消费低呢？我认为消费高低不是跟自身比，关键是跟投资、储蓄比。近10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平均在10%以上，但近10年来，中国的储蓄平均增长在15%以上。2000年，全国城乡居民比上年增加消费3450亿，可当年的储蓄存款是1.5万亿。2004年，全国人民消费比上年增加6980亿，可是当年的储蓄存款增加到3.3万亿。2009年，全国人民咬牙跺脚增加消费1.68万亿，但储蓄存款增加了131000亿。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储蓄国，在“十二五”中期我国就会向百万亿存款大国迈进。

第二，中国当前调整产业结构也面临问题和矛盾。

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一种适应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过大，第三产业比重低。按道理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应该在30%，但目前第二产业达到46%；第三产业应该是60%以上，但目前服务业只有4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以下三大难题。

一是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现代化。当前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支撑中国13亿人搞现代化，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搞现代化，农业支撑力不强。这里有两条原因，一是农业资源向外流出太快，二是农业现代化缺乏主体。谁来向农业现代化投入？农民没有钱投入，地方政府不愿意投入农业，因为投资农业见效慢，中央的农业投入又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二是工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虚高度化。中国的工业发展跟第三产业脱离，我国工业发展是初步导向型的，工业发展在低端，靠做大规模，中国工业增长拉动的是国外的新型服务业，这导致中国国内服务业发展不足。中国工业领域里垄断行业高度集中，竞争性行业的集中度过低，加工制造行业过度竞争，但高科技行业过度对外依赖。比如现在我国中低端的数控机床卖不了、用不完，但高端的数控机床要大量进口。复合型精准度比较高的重型或超重型数控机床是非常难造出来的，我国花1300万—1400万才能从美国、日本、德国进口一台机床，我国的制造业和装备业真应该上台阶了。卫星上天的发动动力是一次性的，但我国在连续运行几万个小时的发动机的技术上还需要努力。中高端的汽车发动机我国都是跟外资合作，飞机发动机需要引进复制再创新，自主创新不够。

当前我国工业结构里自主创新不强，科技贡献率比较低，目前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服装不到10%。中国的产业目前在工业里缺乏两个体系：其一，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自己生产资源的技术体系，像奔驰、通用、丰田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企业比较少，我国企业大都是内向型的企业。其二，缺乏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产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只能给家乐福、沃尔玛，让他们卖去。由于缺乏这两大体系，我国制造业经济效率非常低，低于美国1倍，低于日本1倍，低于德国三分之一，但能耗高。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缺乏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导航靠美国的GPS。目前世界上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有三家，一是美国的GPS，二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三是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要想在亚洲全部定位需要12颗卫星，我国现在才发射了6颗，要想在全球搞一个大的定位系统，像美国GPS那样需要35颗卫星，要完成这35颗卫星的布局得到2020年。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打起仗来，卫星定位系统是别人的，结果将会怎样？所以我国的科技进步还要抓紧，我们固然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但这些弥补不了我们的缺陷。我们可以举办一届奥运会、世博会，但科技创新在产业领域上不去将是我们致命的软肋。

现在中国在低端发展工业产业，导致在产业分工中把利润给了别人，把环境污染留给了自己。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自然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的情况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提前自主深化，走向了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排放、低效率的道路。最终结果是，我们把洁净的美好的产品给了发达国家去消费，发达国家反过来说我们向地球排放二氧化碳太多，也就是产业产生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财富积累和环境污染里面选一个均衡点。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也有结构矛盾。

城乡二元制把农民挡在了城外，可以进来打工，但不可以落户。孩子上学也是另外一个政策，经济适用房也买不了，就业范围也比较受局限，社会保障也跟城市人不一样。这样的结果是人们身心分离，人口不能在城市集聚，服务需求减少。再加上工业把服务业延伸到国外，也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金融、会计、科技、研发、信息等服务业发展不足。

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为生产型社会配套的产业结构，这种结构在中低收入阶段受现有财税体制刺激，以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利用较低的资源成本和劳动成本，利用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要想调整这种产业结构，不对其体制改革不行，不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不行，而核心问题是如果不构建一个消费型社会，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就很难转型。

“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与优化发展思路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十二五”期间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提出了一些思路，收入分配要合理调整，居民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要提高，还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型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等。明确了目标之后，关键还要看怎么做。

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有三条途径。

一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的核心是让农民无条件的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安排在农村，把市民安排在城市，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城市，恶劣的分配制度、福利制度在农村。以前这种城乡社会福利对立是远距离的，产生矛盾的几率小，但到2020年将有3—4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其中大部分是新农民工，跟其父辈不一样，他们维权意识强，知识结构新，分享改革成果的要求强烈，他们容易流动，容易集中，容易形成对立，容易激化矛盾。所以要主动加快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让农民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到公共服务。

二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进行再城镇化。未来中国还会有5亿农民在农村，要通过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农民如果能过上跟城里一样消费水平的生活，他们的消费能力会提高三倍。现在韩国、日本的农民跟城里人的消费没有差别，主要就是靠制度补贴。补贴农民不全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建设消费型社会，为了消灭过剩的产能。

三是加紧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通过改革让中等收入者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拉动消费的主要力量。一定要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的收入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比重，降低富人的收入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实施城乡联动发展，构建互助共进的现代产业体系，所以城乡规划要有联动考虑。

应该按照“大十字型理论”发展产业。一是纵向延伸发展产业链，比如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搞产业链发展。二是横向培育产业群，通过园区积聚产业、企业。一个城市搞规划，千万不要给自己在发展产业上带紧箍咒，要协调好城市发展和产业园区的关系。园区发展可以通过积聚产业群的方法，产业群的发展有两条途径：首先是复制，复制的关键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复制不了。其次是引进，引进的关键是引进大企业，形成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最近国家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支持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个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建立产业专项基金，搞重大产业创意工程、应用示范工程。大家要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动向，将来哪个国家能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哪个国家就能成为强国。

“十二五”期间搞规划一定要注意规划的核心不在产业，而是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化工程，企业家和科技人才的培育工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城乡居民增收工程。

今后的中国处于一个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政府、体制还是过去那种治理生产型社会的模式就很难适应新的情况。比如现在有4亿网民，用管理传统媒体的办法去治理新媒体、新媒介肯定不行，一个村有一个典型事马上全国人民都知道，根本没什么秘密可言，所以要创新管理体制。

在这个社会结构大变迁中，一定要注意严防“三失人群”的非理性结合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三失人群指：在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中失意的精英分子、失地的农民、失业的城市人。我们要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发展通道，要加快建立一种适应新型社会的新型管理体制。我们现在的体制适用于做大经济总量，适用于救灾，适用于做运动，适用于奥运会和世博会，但在调整结构和社会转型中，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的关系，都是需要改革的。

（报告人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