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

大家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难发现，中央对于制订“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主题和一个主线，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天我们主要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

过去这些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需求拉力，一是外需中的出口，二是内需中的投资，三是内需中的消费。从统计数据来看，过去这些年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比重是下降的，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减少，今年这个拉动因素的贡献有可能是零，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上去了，但还不够多，主要还是靠投资把外需那块儿给弥补了。今年中国GDP应该是10%的增长速度，速度并没有减，但拉动因素变了，应该说这个拉动因素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投入土地、资本、劳动、管理、技术等，这个投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构成、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看这个发展阶段的投入特征是什么。农业社会有土地和劳动力就行，工业社会早期有资本就行，再往上走，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准确地预测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准确地预测了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个报告中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可谓是“东亚奇迹”。而克鲁格曼却认为“东亚奇迹”根本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它的增长特点跟当年的苏联差不多，就是靠投入生产要素，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不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生产力上，增长就难以为继，就会像苏联一样，虽然曾经辉煌，但到后来经济整个就崩溃了。

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奇迹”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假设，甚至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是稀缺的。在这个背景下，只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但克鲁格曼没有看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是很丰富的，是不符合西方经济学这个假设的，如果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再不断地投入资本，那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下去。当劳动力人口远远多于被抚养人口，就可以把经济剩余储存起来，资本积累也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人口红利。因此，我认为克鲁格曼是因为不懂得人口红利而错误地批评了“东亚奇迹”。

中国在过去（至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理论概念，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要想算一算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是多少就要把一些结构的因素变成具体的数量指标，我和我的同事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用人口抚养比来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就是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主要是指小于16岁的少年儿童和大于64岁的老年人。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就在下降，特别是少年儿童的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还没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出生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但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发挥出体制的活力就得不到人口红利，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才逐渐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27%，也就是说超过1/4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这个结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都有些触动，他们也积极响应人口红利的研究，考虑这样的结论会对当前的一些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争论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多久。

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的话，根据我们的测算可以看到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下降到2013年以后（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年份，前后可能有所浮动），少年儿童抚养比就不再下降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度提高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现象。从2003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今年春节以后全国范围的民工荒，这些现象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乃至最后消失是一致的。而人口红利恰恰是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过去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一直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的潜力还在。但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出现，劳动工资成本在大幅度提高，这就更加迫切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我们要从人口结构来分析未来的增长潜力是什么，以及未来的压力在哪儿。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维持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从近期来看，在经过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恢复得怎样了呢？

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问题，2008年略有下降，2009年实现了保8的目标，今年应该到10%。按月或者按季度看是一个V字型的经济增长轨迹，也就是比较迅速的下降后很快就恢复了，如果按年份看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回升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历史上88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做出一个估计，此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各国经济恢复以后还要有七年的振荡、调整。在这七年之中，增长速度要比常规速度低10%，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经济体都恢复了，也不会迅速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速度。

最近，我们跟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有所接触，他们也说美国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其中在克林顿时期当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一位教授说，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就是维持高失业率的这种状态至少要持续十年。这些都是比较悲观的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经济危机是一件好事，通过危机消灭那些不符合发展方向的企业、产业，迎来新的科技革命、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但我们发现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没有孕育出新的科技革命。

这些都告诉我们，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竞争加剧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就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

我们遇到了一个增长缓慢的状况，这次五中全会的公报里中央没有就经济增长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很多参与起草“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同志也不希望把未来的GDP增长速度定的很高，很多人都认为可能会在8%以下，维持这样的速度，只要是有质量的增长，确保到2020年翻两番是没有问题的，但即使如此仍然需要我们做出足够的努力。

因此，“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的内在逻辑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紧迫性越来越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能再依靠外需，因为世界经济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缓慢的经济增长时期，即使今年这么好的环境，外需的贡献很可能仅仅是零而已。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不能再依靠投资，因为如果说克鲁格曼当年算错了，那么他所说的符合我们今天的现实，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需求的拉动去转变，这和民生就直接相关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当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面临的特殊挑战。从十七大报告开始，“新的发展时期”、“阶段性特征”这样的词不断出现，那么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阶段呢？从我个人的研究角度来看,我总是讲中国到了一个刘易斯拐点，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但我觉得这是低层次的、学术性的，那么中央到底怎么看呢？十六大时就说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所以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积极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那么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可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中等收入时期。按照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人均GDP975美元以下的国家叫做低收入国家，976美元到3855美元的是中等偏下收入，3856美元到11900美元的是中等偏上收入，11900美元以上的国家就叫高收入国家，就是我们说的发达国家。世界银行的这个标准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大概是1美元相当于3.4—3.5人民币，不像我们平常把人民币折算成美元时按照6.8—6.9的那个标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是6020美元，是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等收入有些什么危险呢？我们过去都说贫困陷阱，后来世界银行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进入中等收入时期并不是就可以坐着过去的顺风车一路进入高收入时期，其实仍然处在一个陷阱中。我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时找了世界各国的一些历史数据，以1970年作为出发点，30年以后再看他们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上。我们可以看到，处在比较低收入水平的比如人均100美元左右的国家，30年以后他们大多还处在这个位置。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30年以后有相当多的国家成为了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6万美元，现在有11个国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9万美元。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中等收入国家目前还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也就是说中等收入是一个分化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相当多的拉美国家在上世纪40、50年代时，它们的收入水平不仅远远高于东亚、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甚至高于很多欧洲国家。但几十年以后，欧洲国家基本上齐步走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拉美基本上全都处在中等收入行列里，甚至被东亚一些国家给超过了。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都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比较好的，他们的人均GDP是递增的。巴西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是0.6的水平，阿根廷、菲律宾也都有比较明显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是递减的，基尼系数是递增的，这就说明影响一个国家能否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分配状况，如果出现收入分配不均、不公，将导致社会不安定，经济增长不能持续，这样的国家就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民生是密切相关的，改善民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扩大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大是内需扩大的一个战略重点。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关于亚洲中产阶级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中国。他们认为大规模持续的消费需求不是来自于富人，而是来自于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每天消费2美元到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对中国消费总额的贡献率是79%，而他们只占总人口的66%。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意味着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样才可以推动我国消费需求的显著增长。因此，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城镇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该是“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