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企业创新面临严峻的外部形势
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征是被出口所引领,或者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被出口所绑架。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逐步走向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在这样出口导向型经济情况下,GDP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素就是出口。所谓国进民退,如果不考虑机制原因,不考虑其它原因,你会看到它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中国的投资部门中,民间投资中主要是看两个行业,一是出口部门,二是房地产,如果这两块儿萎缩,经济肯定在下滑。那么,为了让经济维持在一个水平上,政府不得不大力投资,于是中国经济就跟世界经济绑在了一起,世界经济的走势对我们变得就非常重要。
一、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急剧衰退,被称为“二战”后最大的衰退。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是“恐慌性的去杠杆化”。金融企业也是一个企业,它的金融方式跟工商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用杠杆来操作。金融危机是这样的杠杆维持不住了,突然“恐慌性的去杠杆化”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反危机的政策是什么政策?在行内看来,由于去杠杆,就得加杠杆,叫“再杠杆化”政策。无外乎是撬动三张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赤字财政、企业向银行贷款、家庭扩大资产债权。中国去年的反危机政策跟这三张负债表密切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究竟会怎样?大家认为去年年底危机已经过去,但今年又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扩大不可能无限化,意味着过去的反危机政策只是把私人债务问题转移到了国家债务上,而国家债务不可能无限化的情况下,这个市场还会垮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是过去金融危机本质现象的另外重现。个人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能持续,现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也不能持续,都有一个去杠杆,这会不会再影响世界经济,使复苏的势头减缓、消失,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一,这会有更大的问题,因为欧元是不会崩溃的,只不过会出现大幅贬值。第二,世界经济势头肯定是在放缓,因为财政的不可持续性需要紧缩。按照现在的时间表,2015年要紧缩到财政赤字的3%左右,至少这个延缓进程要五年,这对中国的出口有会很大影响。第三,这就构成各国的政策出现分裂。这在20国峰会得出一个折衷的结果,就是货币政策。我国一直维持宽松的政策,各国的利率还是在0到0.5之间,各国财政退出已经各有各的安排,这样政策也出现了分裂。最大的结果就是对过去货币体系、金融体制起了重大影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货币的锚开始在漂移,过去的货币体系是以美元、欧元为中心,美元经过金融危机受到严重打击,欧元也在这次主权债务危机中受到打击,所有的货币开始浮动,整个世界经济就变得非常混乱,于是重建世界经济体系就变成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持续创新与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
过去我们所说、所学的危机理论都是生产过剩性危机,是由于生产的扩张远远超过需求的扩张,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而这次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形式是过去没见过的,因此没法预见危机的情状或者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全球各国所有的预测机构频频失灵的重要原因。中国股市的波动跟这个也有关系。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吗?凯恩斯的政策是在生产过剩情况下,如果提高有效需求可以反危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要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就需要投资,未来投资前景不好,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甚至提高外债预期利润率。生产过剩危机的周期是由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决定的,那么固定资产更新周期会提前,从而化解危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全球企业的行为在发生变化,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负债最小化,这种现象过去没有见过。比较近似的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情况,这是日本经济陷入15年低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全球的经济学普遍在讨论结构条件、技术进步、经济学开始转型供给方面的研究,但经济学对这方面的了解非常少,对供给方面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当不足,但至少现在低碳技术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一个方向。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长的低迷时期,世界经济再重新振兴有赖于供给方面,尤其有赖于技术进步,因此持续创新发展就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怎样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的矛盾?中国经济短期看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决定,因此被出口所绑架。经济增长是各个方面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2009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负4.15,今年出口对GDP至少是零贡献。今年经济增长理论上应该超过12%。12%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过热、过快。换言之,只要出口是零贡献,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就无过低之忧。从全年情况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速度为11.9%是一个高点,之后GDP开始逐渐回落,大概在四季度回落到8%-8.5%左右,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能维持在9%-10%之间。现在人们担心市场回落太快,担心中国经济二次探底被套住,这种畸形预期将推动市场下降。
增长环境的发展变化有几个因素。第一是世界经济的环境在发生变化,外面的市场不像过去那样了。第二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改变。据统计分析,农村青壮劳动力50%以上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村这个蓄水池正在干涸,因此工资上涨会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既然工资增长是一种普遍趋势,那么机制转变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的劳资谈判机制正在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要求今年全部建立劳资谈判机制,工会要代表工人利益跟老板谈判。第三是人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急剧老化。据联合国统计,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占到12%左右。中国现在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储蓄率要转化为投资,变成投资推动型。储蓄率过去比较高,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计划收入很成功,人口抚养比急剧下降,所以中国储蓄率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陡然升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人口再次上升,人口抚养比发生变化,储蓄率会下降,这样投资资源就会减少。企业的发展不能再依赖要素的投入,因为往后劳动力要素变贵了,资本要素也同时变得稀缺,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就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也是中国经济走到这个阶段必然会发生的。
三、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金融方面在未来十年中会碰到非常重要的变化。去年中国经济已经全球第三,今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会达到全球第二,去年中国出口及对外贸易是全球第一,这两方面预示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如果不出意外,快则十年、慢则十五到二十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到那时货币安排一定是国际安排,这就是经常说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它是全球的原因,由于美元急剧波动,计价和结算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一下被很多国家视为储备货币和结算工具的原因。人民币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满足了国际需求。从中国本身来说,如果扩大出口,人民币结算至少可以避免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能平均降低3%左右的成本,这是很大的一个收益,中国和世界都有这个意愿。正是在这样的鼓励下,人民币从2010年3月份在跨境贸易结算方面突然加速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是445亿人民币,其中香港结算扩大到20个省。这个规模会越来越大,人民币国际化会给企业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机会。
总体看来,无论是国际上的潮流还是国内的压力,技术进步和持续发展变成了一个主旋律,这里有很多的机会在显现。除了企业的改革、人民币地位的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十二五”期间可能政策导向也要发生变化。预计由GDP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以提高国民收入为导向来安排GDP,安排其他投入。从这一点来讲,公司成本如果持续上升,就迫使企业必须考虑技术进步的问题,所以富士康和广本事件传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表示这并不全是劳资之间的矛盾,它反映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基本走向结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的时代正在开始终结。特别是在“十二五”政策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在任何时候谈都为时不晚,而且现在必须立即启程。
(选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华晨汽车联合举办的“持续创新与发展论坛”发言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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