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分析（3）

中国

关于中国我想讲三点。

第一，中国已经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

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今天的中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确实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时间比我们原来预期的早得多，也比外国人预期得要早，某种意义上来讲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是缺乏准备的。

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中心来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不懈奋斗的结果，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今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第四次20国集团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去了。过去世界经济出了危机，是七国集团开会，现在七国集团不起作用了，因为七国集团里没有包括新兴大国，要解决世界金融危机没有新兴大国参加是不行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20国集团。

现在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们说，20国集团是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生事物。过去是发达国家一个集团，发展中国家一个集团，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一起搞一个20国集团是很了不起的，这20国的人口占全球80%，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占全球的80%。我认为20国集团今后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虽然20国集团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一个临时集团，可是它将逐渐成为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人们都拿这次金融危机同1929年到1933年经济大箫条相比，可是这次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大箫条，其中就是三次20国集团峰会起了作用，而三次20国集团会议之前，中美都进行了密集磋商。

第二，中国要懂得自己是如何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以及为什么会走向舞台中心。

1978年开放之后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虽然当今世界上对中国不平等的事情还在发生，但世界也在变化，否则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开放之后参加了全球化大潮流，应当说如今的世界比上世纪八十年代、鸦片战争时代的世界对中国要公正一些。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是得利的。

如今亚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这对我国非常有利。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学“四小龙”、学日本，它们离我们比较近，学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我们不在亚洲，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去发展。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之后有三个问题：心态、胸怀、责任。

首先是心态。我们是从一个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长期处于弱国状态，这就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弱国心态。弱国心态有众多的表现，比如对人家的评价非常介意。中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后少不了被人评头品足，对此我们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别人说我们好，不必欣喜若狂；讲我们不好，也不必如丧考妣。对别人的评价要头脑冷静地仔细分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弱国心态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喜欢夸高，明明是三分，非要讲三分半、四分、五分，好象拔得越高越好。这样做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忘记了列宁同志的一句名言：有时候，真理再向前迈进半步就成了谬误。

弱国心态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显摆，总是说我们这个好我们那个好。我在国外当大使，对外国媒体给中国戴高帽子是非常谨慎的，我经常说，中国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讲问题并不是说心虚，很多时候讲问题是自信的表现。

中国的弱国心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很快能克服的，但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看这个弱国心态还是要抓紧克服才好。

其次是胸怀。既然中国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我们就要发扬我们党的传统，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既要爱祖国，也要爱人类。今天的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讲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国家跟人一样，自私的人会越来越弱，考虑大家利益的人才可能变强。当年毛主席、周总理的胸怀是巨大的，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也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道义的制高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才是道义的制高点，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要有这样的胸怀。

大家知道1971年10月25日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感叹这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非洲人为什么要把我们抬进去？因为当年非洲人在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时候，我们支持了他们。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只有64个国家跟中国建交，不到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一大批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是在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没有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建交可能还要往后拖。中国在非洲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局面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

最后是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体经过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中国人要搞现代化，西方世界对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苏联当年想搞都没有搞起来，中国共产党也不一定搞起来。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中国的外资是200亿美元，主要来自海外的炎黄子孙，中国发展的第一桶金是他们提供的，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现在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达一万亿美元，中国大发展，我们比过去有钱多了。

第二阶段是1989年之后，西方对中国实施制裁，他们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崩溃。1989年1月我到布鲁塞尔工作，刚到那里的时候，很多大门都是对我敞开的，要是想见什么人都比较容易。可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很多大门关上了。1991年2月，在一次外交场合我看到欧共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问我一些中国的问题，我就简单向他介绍了当时国内已经平稳的情况，然后我说过一阵子请您吃饭，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那个官员斜眼看了我一眼，回了我一句：我还不知道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存在。外交是国家行为，听他这么说话我的血就往头上涌，但却不能骂他也不能打他，外交是讲智慧的。当时我回他一句话：请记住你们欧洲人有一句谚语叫做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