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南：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思路和措施（2）

其次是“四大”。

第一“大”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1985年时城乡收入差距是1.86：1，这个差距是不大的，因为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起步的，所以那几年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改善幅度比较快，可是之后就基本呈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央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3.3倍左右，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的教育、医疗、环境等多方面优惠，城乡收入差距就更大。

第二“大”是地区收入差距偏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但差距还是有继续拉大的趋势。2008年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与居民人均收入最低的省相差15706块钱，收入值比是2.43：1。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倍，之后就一直缩小，我国这个收入差距显然是偏大的。

第三“大”是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证券业，人均年收入17.21万元，平均工资最低的是畜牧业，人均年收入只有10830块，两者相差了将近16倍，比2005年时候的7.78：1又拉大了8倍。而国际上行业收入差距最多是4倍，这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第四“大”是职业群之间包括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偏大。大家通过报道了解到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当然这里面不只包括年薪，还包括股权激励收益）最高是6600万，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687倍，跟美国最高、最低收入差距比较接近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是58.39万元，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加上股权激励收益，两者之间的差距在30倍以上。其中金融企业高管平均年薪是351万元，是金融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71倍，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0.8倍。

其三是“一不顺”，即组织层级之间、机关事业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尚未理顺。

层级之间的分配关系不顺，一些地方下级行政机关工资水平高于上级行政机关。北京市刚搞阳光工资“3581”的时候，中央机关是大概“2468”，现在追上来了，但跟北京市还有差别。据我了解，北京市市级机关的收入是低于区级机关的，区级机关可能又低于某些县级机关的，国际上很少有这种情况。

行政机关应该参考企业薪酬水平来调整确定公务员的工资，但这种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还可以，福利待遇不错，特别是个别地方还能分房（不论是福利分房，还是低于市场价格去购房），所以现在全国公务员考试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这种状况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其四是“三低”，即劳动密集型企业、私营企业和生产一线员工的工资水平偏低。

2008年全国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9229元，低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行业有7个，农林牧渔的职工是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4%，住宿餐饮行业职工是68%，建筑业是75%，制造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4%。而国际上通行惯例是制造业应该等于甚至略高于其它行业平均工资，而我国是倒过来的，低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因此中国制造之所以信誉不太好，除了别的原因外，这也是原因之一。而29229这个数据一出来就被网上骂成一片，很多人发帖留言说：我和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熟人没有一个达到29229，到底是谁的工资在上涨？钱是不是都跑到中央企业、垄断行业、国有单位去了？

2008年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是17071，只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8%，这个数可能还有点高估了，因为这是抽样调查的，还有很多小企业，微小企业没有被包括进来。

其五是“一慢”，即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

2004年至2007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93%，但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只提高了83%，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84%，这两个数都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速度要慢，特别是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慢，2003年至2007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比一线生产工人累计多增长了80%，这个差距不但没缩小，还进一步地拉大。劳动密集型职工工资增长速度更慢，一些抽样调查显示平均增长13%—15%。

其六是“两并存”，即许多低岗工资偏低和某些低岗工资不低并存，相当部分高岗工资偏高与少数高岗工资不高并存，这也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第一个“并存”是说农民工、劳务派遣工、非全日制工等许多低岗职工以及某些从事一般性岗位工作的城镇正式职工的工资明显偏低，某些低岗工资不低是指某些垄断行业、企业的普通岗位职工收入较大幅度地超过市场同类岗位工资。大家可能还记得，媒体曾披露电力系统的抄表工年薪13万，这个简直是没道理。

第二个“并存”是说某些高中层管理、技术岗位人员的工资明显高于其能力和贡献，但也有少数单位的高层岗位工资不高，比如一些企业和国家机关。按照2006年的标准，胡锦涛主席的工资即职务工资、薪级工资两者之和不到8000，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的工资只是公务员最低职位工资的6.8倍，这显然是太廉价的国家主席了。

1956年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时，国家主席的工资是每月650，后来毛主席说这个工资太高了，降了几次，最后降到450，周恩来总理说不能降了，这样一层层降下去，下面的干部工资就太低了。当时办事员的月工资是22，相差大概19倍。

第二，分配次序混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首先是部分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薪酬权益。

比较严重的是欠薪逃逸。特别是前年、去年金融危机时，欠薪逃逸的情况时有发生，拖欠半年、三个月的工资，老板一拍屁股不见人了，广东就涉及到78万人。此外是拖欠工资，比如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是常态，不拖欠工资倒是令人很吃惊、很惊喜。但建筑行业拖欠工资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去年我到澳大利亚去时发现，澳大利亚的建筑也是外包，是国外劳工来做的，也是经常冤有头，债却找不到主，工资拖来拖去没了下文。

有一个国外的调查机构对东南沿海劳动者权益进行调查，发现低于最低工资或者是仅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很大，而且平均支付的工资低于应付工资的30%。这种说法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间内成立，但要推而广之说全国都这样，我不敢苟同。

其次是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

在各类经济组织中只要是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工，工资都明显低于正式工。电信行业劳务派遣工只有同岗位的正式职工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有十分之一。比如，在北京同样是在开电梯的工作，北京户口的下岗女工就比外来打工妹的工资高，北京下岗女工的态度还不一定比外来打工妹的态度好。

其三是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加班工资要不要付，怎么付？据一些工会的调查，不按规定标准支付加班工资占了一半多。

其四是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许多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名目繁杂、渠道混乱，发的和领的都说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名目突然又发了一千块钱。垄断行业以及部分事业单位乱定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还有车贴发的也很高。制度外收入大约占职工全部工资的30%多，有的单位可能是100%，甚至200%、300%的都有。

其五是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吴敬琏教授说中国的股市就像赌场，忽低忽高，房地产市场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其六是非法收入占有一定的比重。

现阶段我国出现这些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我国区域大，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地理自然环境条件很不一样，必然会有收入差距。这个收入差距不放大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通过再分配调节的，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这个收入差距。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制约和阻碍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城乡二元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农民收入增加难度很大，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又没有别的途径、手段，要想提高收入非常难。外贸依存度过大也对经济收入的增长形成很大制约，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下，从事外向型经济的三四千万人的收入一下骤降30%—50%。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二产中一些落后的行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低端劳动者供大于求，又把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压低。

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不完善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助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算人均GDP的时候把外来打工者排除在外，要干活的时候就把人家叫进来。资源配置制度问题也比较多，原材料、能源、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不够公平合理。对农民生产经营贷款支持不力，对私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支持政策体系没有落实，也影响了这些非公有制领域就业人员的收入提高。

特别是财政分灶吃饭的问题对执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形成很大制约。为什么现在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改革没敢继续？而是叫审慎稳步实施，就是因为有些中西部地区连2006年工资改革的岗位工资还没有兑现到位。地方纷纷提意见，不能再“中央请客、地方掏钱”了，当地财政就那么多钱，又没有形成省级统筹，县市财政连正常工资都发放不了，再加一个绩效工资更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