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的国际格局重组
这场危机从美国发展到全球,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信贷危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信誉和秩序受到空前的伤害和挑战,并且导致全球格局的重新组合。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墨西哥经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是债权人,而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是债务人。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生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边缘地带,而本次金融海啸的中心是在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全球的重大经济问题是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框架下来解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在本次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这两个组织也趴下了,连会都开不起来。重大的金融问题要放在国家元首层面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行,七个国家的元首不行,需要二十个国家的元首坐下来讨论一个金融问题,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这场危机将突破全球的银行保密系统。在20国伦敦峰会期间,法国总统萨科奇认为这次危机是由于银行体系的不透明造成的,要严惩全球的避税天堂,于是把瑞士、卢森堡、奥地利、新加坡、香港、澳门就纳入了黑名单。并且扬言如果20国会议不把这些国家放到黑名单中去,他将中途退场。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为了防止萨科奇中途退场,就把萨科奇安排在胡主席座位旁边。但是胡主席坚决反对萨科奇提出的议案,因为一旦香港和澳门被纳入黑名单,就会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造成致命性的打击。最后,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调停下,中法之间达成一个妥协,把香港和澳门从20国分会决议的黑名单中去掉,放到经合组织地区的黑名单中去,这样以来对香港和澳门经济的影响就不那么大了。20国峰会的公报发表之后,香港特首和澳门特首在各自地区发表文章说,还是“一国两制”好。美国对瑞士银行步步紧逼,以《刑事诉讼法》逼瑞士,指责它帮助两万美国人逃税,并要他提供信息。瑞士顶不住美国的压力,赔了7.8亿美元,交代了250个客户的信息,但是美国仍然不满意,他们要的是两万人的信息。
美国在二战后一共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而本次危机比前两次的深度、广度都要大。尽管现在危机基本结束,但是复苏的道路依然漫长。2009年底我去美国访问,美联储旧金山分行的行长跟我说,现在美国谈退出政策时一定要吸取上次1929、1933年的经验,不能由于提前退出而使经济二次探底。
美国经济无非有以下四种走势:一是以缺钱为特征的长期经济衰退,二是美元贬值将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三是美国回到日本式的通缩、紧缩长达十年,四是美国通过艰苦的阵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回到原来健康、良好的经济发展轨道。
在以上四条美国的经济发展走势中,中国最期盼的是第四条,因为中国经济跟美国经济被捆在一起了,美国经济不好,中国找不到一个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地,而中国经济不好,美国又找不到一个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的购买国。2009年中美之间开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布什时期已经有了一个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现在是更进一步,中美之间的合作从经济扩充到政治、外交等各方面。
美国既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又是危机后的风险转嫁者,美国经济出问题,全世界都在替美国买单。美国利用所谓的金融创新杠杆变相地掠夺全球财富,仅仅用1.5万亿美元的次贷就搅乱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并且将美国的风险向全世界分散。这场危机使全球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外交格局、军事格局重新洗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地区都受到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打击,只是程度不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这个乱局的重新洗牌,将取决于以下九个方面的博弈:
第一,取决于“西方七国”中美国和其他英、法、德、日、加、意之间的博弈。现在六国正在酝酿把意大利开除出G7,因为意大利不按时交会费。
第二,取决于G7和G13之间的博弈,也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
第三,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博弈,就是G13内部的博弈。
第四,取决于G13内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金砖四国”之间的博弈。
第五,取决于G20和G172之间的博弈。2009年5月,我受日内瓦一个国际组织的邀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组织叫做WCC即世界宗教组织,这个组织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WTO。他们认为G20提出的决议不能充分反应剩下172个国家的声音,因此他们提出了G172的声音。
第六,取决于G2之间的博弈。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经济与战略对话就是G2,但我们婉拒了G2的说法。
第七,取决于G3之间的博弈。看着中美之间搞经济与战略对话,欧洲不干了,他们怕边缘化,就提出了中美欧之间的G3。
第八,取决于G4之间的博弈。中美欧搞G3,日本不干了,提出中美欧日G4。
第九,取决于另一种G4之间的博弈,也就是中美俄印之间的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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