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矛盾
谈到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了解它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要从增长方式转向发展方式。我们知道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一定包括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全部,增长主要是使得国民生产总量提高增长,它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为衡量尺度的。发展既包括产出的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结构的转型,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选择方位的扩大和机会公平的增加。因此发展包括增长,但比增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在经济学上,关于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一是古典的增长理论,即哈罗德模型。他讲的增长理论是投资和投入产出的比值真正取决于资本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比越高,投资的越多增长的就越快。这就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理论根源。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增加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二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以索洛—斯旺模型最具代表。索洛增长模型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还有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叫TFP。他认为增长最重要的就是取决于由技术进步和管理制度模式决定的TFP。制度模式和技术模式决定了同样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它的产出完全不一样。三是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作用,研究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经济增长理论大概分为以上几个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会超越这几个阶段,也不超出这几种增长模式。因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高度投资和出口导致了我国投资率和进出口率的不断提高,相反消费率却不断下降。2001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是世界上所有经济体里面几乎最低的,投资严重偏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是我国的高储蓄率。
储蓄率高有三个基本的决定因素。一是人口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人口结构,就是指国家人口的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居民的储蓄率就越高。二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一般来说,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就会提高储蓄率,而经济繁荣时期,就会降低储蓄率。三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因素。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经济政策等影响居民的储蓄率。中国人习惯把赚的钱储蓄起来以供子女上学,自己养老等,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率。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够完善。若要改变高储蓄率的情况,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从体制上进行解决。
其实比较而言,在我国储蓄率提高最快的不是居民而是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决定了高投资,投资增加远远大于消费的增长。现在,我国的外汇贮备已经达到两万四千亿美元,而且还在增加。
第二,经济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造成生产服务业滞后。
我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增长的比率不断地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现了工业加快发展的高潮,这个重化工业化是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主要是是市场推动。它不同于50年代政府推动的重工业发展。政府注重工业的发展,缘于重工业化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缘于投资规模增长大,增值税大,对GDP的作用大、效应大,对财政收入的作用大。同时,国家的财税体制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过分重视第二产业的发展,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
第三,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高强度的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高强度的投入,很多能源的消耗都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人说,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人教会中国人怎么消费,中国要引领21世纪,必须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引进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对其消化、吸收和创新,努力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四,收入分配偏重政府和企业,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没有同经济的加快增长同步全面提高。
政府和企业的工资收入不断提高,而且部分企业收入提高比政府提高更快,反映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受益提高,但劳动者工资相对于资本的增长却是下降的,这是我国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根本改变是劳动者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也是我国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我们倡导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经济的加快增长同步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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