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个提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什么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与其他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发展环境、发展状态等等，这些不同就构成了这一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现在谈“阶段性特征”，这个阶段的主要定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所以，今天主要讲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跟过去既有很大不同又有密切关联的发展特征。科学认知、深刻把握、正确应对这些发展特征，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30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方式。中国社会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审时度势，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地面对。总体来说，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第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

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很单一，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农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说到底就两大阶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虽然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其他阶层的残余，但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是不予承认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要把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的事情办好就行了。而且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在这个背景下，要想解决两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对立，因为他们的利益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所以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强调高度统一，当时中国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蓝颜色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像是蓝色海洋，就说中国人是蓝蚂蚁。为什么是蓝蚂蚁呢？大家都知道，蚂蚁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恰恰就是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异常单一。

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科技经营者阶层等等。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党的文件，这个说法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这个提法出现的意义是重大的。

200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关于“人民”的定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2002年之前的《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人士。在2002年的《宪法》里，人民的内涵扩充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兴社会阶层等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说法的变化。这个提法确定之后，中国社会的状态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些年东南沿海闹民工荒，这是因为2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都很低。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应该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应提升。2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但工人的工资水平一直提高不起来。为什么提高不起来？因为东南沿海的那些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主要竞争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给工人加工资，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就少了。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敢对工人兄弟不好，企业还想不想办下去啊？政府一声令下，说加多少就得加多少。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不可能那样做的了。因为劳动力的价格是接受市场的调节。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民营企业家们施加这样的压力了。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会说，工人和企业家对你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你政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给农民工加100块钱，农民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活不下去了。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不同阶层可以有机结合、互相融合，但到具体的经济政治实际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是有冲突的，甚至还是比较强烈的冲突。

面临这些冲突我们怎么办？只能靠兼顾、靠协调，再也不能搞一刀切、清一色，因为社会结构已经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说“团结”这个词的少了，说“和谐”这个词的多了，因为团结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家可以紧密无间地走到一起；而和谐是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大家互相磨合，互相妥协。

第二，社会需求逐渐提升。

我们可以说，经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已经开始向全面小康迈进。但是在我们刚刚满足于和陶醉于经济建设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同时，突然发现有种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百姓对政府好像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买账了，抱怨的情绪越来越大，叫苦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一个地方，干群关系一度特别紧张，我们就过去搞调研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去了之后，从县委书记到乡镇书记乃至村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的老百姓都没良心。我让乡镇干部找几个没良心的百姓，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没良心。结果那群乡镇干部就有点不乐意了，认为我有点不相信干部。我说调查研究就应该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了解到才对啊。面对我的坚持，乡镇干部不好说什么。就找吧，但他们也有小九九：如果找一些到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的年轻农民，伶牙俐齿，万一说些不好听的话大家都下不了台。就给他找那些没出去打过工、没见过世面的老农民，量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于是，乡镇干部就带我们去见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善说话的农民。但乡镇干部还是打起了预防针，对他说，这是中央来的大领导，想问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味，马上接上去说，我就是党校的一个老师，就跟你们村里的教书先生一样，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你看行吗？老农说，好啊。

我说，我看你们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新盖的三间大瓦房，您身上穿的这个棉衣质量也不错，这不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吗？不都是乡镇干部们带领大家勤劳致富得来的吗？那个老农抬起头来看了我半天，说，是啊，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吃的饱，穿的暖，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可是你看我们家后院养的那三头猪，每天我喂它们几把谷糠，它们也能吃的很饱；我给它们铺上几捆稻草，它们也能睡的很暖和。那你说，我这人跟我们家后院的猪有什么区别？说完这些，老农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个老农说得实在是高啊，给我上了一堂课啊。人跟猪有什么区别啊？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政治追求、文化追求。在我们没有吃饱穿暖之前，是顾不上这些东西的，吃饱穿暖之后，这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需求了。生理层面的问题好解决，就怕心理发生问题，就怕头脑发生问题。我们经常说，能让中国老百姓吃饱穿暖，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现在的问题是吃饱穿暖之后怎么办？邓小平同志晚年曾经说过，我们总认为发展慢不行，现在看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慢要少，甚至还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棘手得多。我们如何能在老百姓吃饱穿暖、实现经济小康的情况下，满足他们政治小康、文化小康的需求，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新的要求和愿望。但是，满足这些新期待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还比如，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有时稀里糊涂的不讲法律、不讲民主，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只要一不按照法律来做事情，老百姓就会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家设想一下，在十多年前，我们搞拆迁，有哪个老百姓会拿着《宪法》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啊？但现在钉子户越来越多，钉子户多固然对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繁荣发展进步来说，却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社会民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在逐渐增强。我国的下一轮发展必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往前走，我们必须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第三，社会状态更加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

首先，中国社会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频率、范围都是空前的。目前中国社会有1.5—2亿人在流动，这种人员的流动让社会状态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高度停滞化的社会，一个工人年轻时到一个工厂里做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工厂里干下去。当时中国老百姓要想流动不容易啊，出门坐个火车都需要开介绍信。当年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时，外国人看起来好像中国已经内乱，其实中国社会的内部控制依然相当有效，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高度固定化的社会控制模式。

30年来，人员的流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曾经去重庆的一个乡村，村党支部书记就告诉我，我们支部名义上有25个党员，除了5个65岁以上的党员在家里外，其他的党员都在外边，很多党员的党费都收不上来，他们一会儿在深圳，一会儿在北京，后来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这种社会人口的流动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难以考虑到的。

其次，尽管人口的流动性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但压力还不算太大，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另外一个变化：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开，资讯的无障碍传播让我们突然发现，今天的社会就像是在一个玻璃罩下。过去进行社会管理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发生了负面性的事件，按照传统的模式，通常是先把事情捂住，然后慢慢在内部化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由于负面消息的出现而打乱我们的部署以及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贵州翁安、甘肃陇南、湖北石首等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刚刚出现时，《人民日报》、中国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都没有正式报道，但没过两、三天，很多老百姓就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知道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今天的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了，出现问题已经捂不住了。

在捂不住的状况下，如何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来进行社会管理？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理念。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逐渐适应了，只要一个地方一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报、电台、电视台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正面发出声音，讲述真相，那些稀里糊涂的渠道传播的信息可能更加麻烦。

从过去捂着盖子到现在主动公布，这个改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社会状态的开放。中国社会经过30年的发展，社会状态越来越开放，面对这种开放的社会，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行为来继续现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