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夺取天下第一功之后,曾氏面临的是外表风光无限而内里杀机四伏的微妙局势。他以功成身退为主旨,从容淡定地度过这段特殊时期。
打下南京,这无疑是当时的第一等大事,十多年来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孰胜孰败,至此已成定局。六月十六日半夜,当湘军从太平门缺口冲进南京城内,在内城并未拿下、要犯无一抓住之时,南京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吉字营统领曾国荃便急不可待地向朝廷报捷。一个星期后,南京战火初熄时,曾国藩便会同官文等人,再次以六百里加紧红旗捷报向朝廷正式报喜。朝廷盼望捷报的心情,一点也不亚于曾氏兄弟,故而在接到的当天,便予以回报,在高度肯定的同时,也大赏有功。封曾氏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一等伯,赏双眼花翎。另有近百名吉字营将领获得朝廷封赏。同时发下银牌四百面,由曾氏兄弟分别赏给各立功将士。
同一天,又给主战场之外的其他有功将领颁赏。曽国藩的主要助手、干将僧格林沁、李鸿章,还有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重要将领都获重赏。此后,浙江的太平军被平定后又重赏了左宗棠。据曾氏说,这次封赏规格之高,范围之广,超过了康熙年间的平三藩和乾隆年间的平准格尔回部。尤其是曾氏兄弟非皇亲国戚而同日以书生封侯封伯,史无前例。但这种无限风光,只是表面现象,背地却有着另一股与此极不协调的气氛,压在湘军集团尤其是立下第一功的吉字营将士们的心头。
首先是朝廷严厉指责曾国荃未能守住缺口,以至于让幼天王等人逃走,留下隐患,而左宗棠在打下杭州以后,十余万太平军突围出城,朝廷却并未指责。接下来又借御史贾铎请查明金陵城内金银一折,要曾氏随时申儆其弟等人“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跟着又借户部名义,命曾氏造湘军成立以来历年军需报销单,随后又将曾氏后续的对立功将士的保举单一连七次予以打下。
朝廷这一连串的动作,令曾国荃心中极感压抑,打下南京后的他一直郁郁寡欢,以至于肝病发作。至于曾国荃的部下们,则更是一片恼怒,纷纷指责朝廷赏罚不公,过河拆桥,多种史册上都有关于劝曾国藩反叛朝廷自为皇帝的记载。但曾氏从来没有动过心,他自书“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联语,以此表明忠于朝廷的心迹。
不但不做皇袍加身之想,他还以“功成身退”来作为盖世之功后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宗旨。他的“退”字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推功让功,将功劳归于朝廷。他的报捷折里有一段广为传诵的著名文字:“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将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令人注意的事,从那以后,曾氏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任何文字和语言,提及过他的这个“天下第一功”。甚至在其家人面前,他也只将这个功劳记在曾国荃一个人的身上,说曾国荃是替自己赚了个爵位,还替阿兄赚了一个爵位,是曾家的大功臣。
2.劝曾国荃解甲归田。离别南京时,曾氏送弟联语: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3.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将湘军吉字营裁去百分之九十四。同时也陆续大批裁撤其他各营的湘军将士。自剪羽翼,向朝廷彻底表明自己的绝无二心。
4.在当年十一月就恢复中断十余年的江南乡试,以此赢得江南士子之心。
5.迅速撤销为湘军筹饷的东征局、厘金局等各种临时税务局,借以赢得民心。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朝廷对湘军的猜疑和戒备,使得曾氏及其家族和整个湘军集团平安度过那段微妙的时期,避免历史上常见的兔死狗烹悲剧的重演。
六、具与时俱进之眼光,抱徐图自强之宏愿,曾氏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担负起时代赋与他的承先启后重任。
作为军队的首领,曾国藩等人是那个时代对时局感受最为敏感的人物,这就是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一大变局”这句话,最为准确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曾国藩深知,中国在包括军火在内的器物制造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外国,中国必须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把洋人的那一套学到手,才有可能使中国徐图自强。基于这样的认识,咸丰十年十一月,曾氏在回答朝廷关于俄国帮助一事的咨询上,明确地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得到朝廷的明确答复后,第二年十二月,曾氏在安庆建立一家名曰安庆内军械所的工厂。这是一座以西方生产方式制造武器弹药的兵工厂。它的诞生,标志着新型工业在中国的出现。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由此揭开序幕。同治二年,曾国藩又会见美籍华人容闳,交给容闳六万八千两银子,委托他在美国代买机器,后来以这批机器为主,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十年七月,曾氏又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朝廷选拔聪颖幼童去西方各国学习科学技术,“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第二年二月,曾氏去世。再过一年,此项建议变为国策。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元年,每年派出三十名,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远赴美国学习科技。这件事情被认为是“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业”,对近代中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所起的作用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洋务运动由曾氏来揭开序幕,固然是时代的造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兼收并蓄、经世致用等优秀品质,无疑是曾氏之所以具有此种识见的学养基础。我们从黎庶昌所撰的《曾国藩年谱》中可以看出,曾氏在京师时,便“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又手抄国史馆所藏的河渠水利史料,又抄辑对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国计民生的实务有真知灼见的奏议。同时,曾氏还潜心研究地理学,对山川险要、河漕运输等尤为关注。正是这种求学务为经世的素养,导致他从接纳洋务走向自办洋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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