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3）

二是奋起直追型。日本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经济年均增长高达10％，在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50—60年代，发生了震惊全球四大公害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爱知县米糠油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逃脱环境污染日趋加重的厄运。在强大的压力下，1970年召开的64届国会，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原则，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不仅没有妨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日本从1975年到1980年，工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由61.5万吨降至54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10.9万吨降至72万吨，5年中分别下降了12％和35％，可见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之大。实践证明，历史性转变为日本的环境保护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产业污染问题，创造了世界环境保护的奇迹。

三是跨越发展型。新加坡在工业化的初期，也存在随意倾倒垃圾、排放废水和废气的现象。但环境问题刚刚暴露，他们立即实行历史性转变，197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城市“环型发展计划”，即环绕主岛进行建设。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重工业区远离居住区，重污染大型企业建在岛屿上，避免市区环境污染，保护市民健康。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环境保护的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加强环境保护的机构建设，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和管理体系，在土地利用规划指导下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行认真的污染治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国家。

发达国家总体上转变发生在1992年的里约环发大会。而我们的转变比世界发达国家整整晚了十五年。

推进历史性转变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传统的发展模式，消耗的资源多，产生的污染大，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环境保护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有生力量。坚持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必须以环境准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功能分区促进产业布局合理有序，以减排污染促进生产技术换代升级，以环境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推进环境保护必须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来切入。“十一五”以来，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强力推动。近三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0.0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6.61%和8.95%，也带动环境保护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实现了环保部门抓减排向省长市长抓减排的重大转变，全民环境意识显著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迈出实质性步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环境经济政策不断创新；环境监管能力迅速提升。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共同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为环保工作进入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三，从再生产全过程推进环境保护。过去，我们的环境管理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忽视了对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关注，造成环境问题的“防治”是局部的防治，被动的防治。从再生产的全过程防治环境问题，就是要在生产流域推动由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就是要将环境保护的要求全面体现在物流发展中，特别要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环境管理；就是要在分配领域中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重点，以完善税收体系为基础，调整环境与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就是要在消费流域，大力建设绿色标志、环境标志系列产品，大力推进可持续消费。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方案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开始由生产向流通、分配、消费领域拓展。

第四，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就是要通过实施十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促进环境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坚决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用人文关怀治水治污，严格环境准入，严禁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加快工业和城市污水处理步伐，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第五，实施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环保工作不可能同步、平行推进，同时也不可能等到一个环境问题解决，具备能力后再解决另一个环境问题，必须实施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具体内容是：突出一个重点：就是国务院《决定》提出的七项重点任务。主要内容包括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城市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国家环保工程。这七项重点任务的重中之重是水、空气、土壤污染防治，而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又是首要任务。办好两件大事：就是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落实三项制度：就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强化四项工作：就是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宣传教育、科技、国际合作。加强“五大建设”：就是全面开展思想、作风、组织、业务、制度“五大建设”。处理好六个关系：就是正确处理经济与环境、当前与长远、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以及城市与农村环保工作、区域之间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坚持以生态文明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包括自然生态问题、人的精神生态问题，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

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原始社会的和谐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被动服从，和谐关系的主导因素是自然。农业文明整体保持和谐，出现了阶段性、区域性的不和谐。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与自然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针对这种状况，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

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与自然本是一个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题中之意。整体是基，共处是形，和谐是本。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改善自然就是发展人类自己。

（二）大力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世界新潮流。按照一般推理，生态文明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但未能实现，其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技术和资金优势，使本国的生态危机得到缓解，西方工业文明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修正发展错误的能力，但是他们难以自发地转向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巨大的利益诱使着前进的方向；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

现在，中国己经走到了这一步：必须在生态文明视野下，来看待发展问题。不仅包含工业文明的内涵，也体现出生态文明的进步理念，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之所在。

（三）积极探索环保新道路

回顾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发达国家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环保道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害，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国环境保护起步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依然处于边治理边污染的状态，一些地方甚至没能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付出了过大的环境代价。究其原因，虽然我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对传统发展模式有所超越，但依然延续了工业文明发展的路子。

1、探索环保新道路的基本特性和应该处理的关系

30年的探索历程表明，新道路具有长期性、阶段性、针对性和艰巨性的鲜明特点。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应该正确处理以下六个关系：

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从当前来看，既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还要以新道路为统领，认真谋划“十二五”环保规划思路；从长远来看，既要努力缓解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又要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环境持续改善。

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探索新道路的长期性、阶段性、针对性和艰巨性的鲜明特点，认真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一代接一代、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

处理好预防和治理的关系。预防可以减少污染产生，避免不必要的治理，特别是对不可逆转的环境影响，更要在预防上狠下功夫。治理是减少污染排放的最后环节，必须坚持以铁的手腕加大治理力度，切实防止因环境容纳不下导致质量进一步恶化。

处理好治理和管理的关系。建成的污染治理设施只有正常运行，才能削减污染负荷。环境管理是否到位直接关系治污设施能否正常运行，发挥减排效益。管理水平和实际需要的差距就是污染减排的潜力，必须坚持向环境管理要效益。

处理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农村是环境保护的薄弱环节，但农村和城市环境又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不可分割。要把加强农村环保作为探索新道路的重要内容，着力解决农村地区污染直接威胁城乡居民“米袋子”、“菜篮子”和“水缸子”安全的突出问题。

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新道路的探索既需要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来丰富其内涵，又需要生动活泼的实践来检验其成效。既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开门探索新道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又要动员所有关心环境保护的各界人士发挥聪明才智，不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