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2）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地方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一是水环境状况堪忧。2008年，全国地表水746个国控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47.7%，可以满足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要求，但劣Ⅴ类水质比例仍然高达23.1%，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湖泊富营养化仍突出；113个环保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取水量仍有23.6%超过Ⅲ类标准。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全国近岸海域总体水质为轻度污染，渤海湾、胶洲湾、杭州湾、长江口、闽江口、珠江口重度污染。

二是空气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292天的比例为95.6%，可吸入颗粒物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全国酸雨污染仍然较重，酸雨发生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集中分布于长江以南，四川、云南以东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灰霾天气严重，区域性环境问题突出。

三是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较为突出。我国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较低。2006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70亿吨，垃圾填埋场二次污染较为普遍，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及地下水污染物超标率分别达到71%和89%。对七个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进行抽样监测，其中四家超标。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2007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7.58亿吨，排放量为1197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2.8%。危险废物年产生量为1079万吨，排放量为736万吨。没有安全处置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淋溶水成为重要污染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在看到“水、气、声、渣”四大环境要素严峻形势的同时，还要看到新的问题日益显现：

土壤污染程度加剧。典型地区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显示，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局部或区域性土壤环境质量下降的现象。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如一些金属矿区、冶炼厂、电子垃圾拆解场地周边地区土壤中镉、汞、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较高，一些钢铁厂、炼油厂周边地区土壤中多环芳烃、石油烃类等有机污染物含量较高。土壤污染类型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

电子垃圾产生的高峰期已经来临。预计每年需要报废电冰箱400万台，电视机500万台。电视、电脑、手机、音响等产品，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一些发达国家的电子废物非法流入我国。我国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主体依然是个体户，无序回收导致的无序利用局面未有实质性改变，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企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在储存、运输、拆解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存在污染隐患。

从全球来看，我国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和COD等污染物排量放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我国边界长，邻国众多，跨界环境问题类型多样，情况复杂。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通过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我们还看到近十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是从常规的点源污染转向面源与点源相结合的复合污染；二是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三是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全面控制，新的污染物不断增加；四是长距离跨界污染日趋严重；五是污染型产业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六是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和扩大，已经影响到区域、流域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七是全球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直接传递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八是优化能源结构和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九是核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十是环境健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清洁的空气、卫生的饮水和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

以上所述让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在发展中切实加强环境保护。

二、举全局之力推进环保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面对突出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以来严峻的环境形势，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新时期环保工作的思路，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强调：要加快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以温家宝总理向国内外宣布环境保护工作的“三个转变”为标志，我国开始实行历史性转变，把环境保护摆上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同时，也为我们在发展中保护环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环保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历史性转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环境保护发展的必然。它在世界上有这么几个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如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处于唯经济发展的时代，发生了著名的洛杉矶烟雾事件和多诺拉事件等。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以《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为标志，告别了唯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一切重大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既开创了世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先河，又找到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途径。从197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开始，20年后，30岁以上的人群中减少了18.4万例早衰死亡。其他呼吸道疾病比无控状态下减少970万急性支气管炎患者。1970—1990年间环保总收益达22.2万亿美元，即每年1.1万亿美元。

英国泰晤士河经历了两次污染、两次治理。随着伦敦不断扩张，大量粪便进入水体。1850年，泰晤士河已是臭气熏天。1858年，国会两院不得不把浸渍了消毒剂的布单挂在窗上以去除臭气。更为严重的是，饮用受污染的水导致了疾病的传播，发生了大规模霍乱。之后伦敦先后修建了污水管道和污水沉淀池，缓解了河水的污染情况。1900—1950年，伦敦人口迅速膨胀，城市生活和工业污染大量增加，水质再度恶化。之后，通过严格控制工业“三废”排放，建立大型污水处理厂，采取河内人工充氧措施，水质得到明显改善。鱼类绝迹一百多年后又重现泰晤士河。从泰晤士河的治理不难看出，第一次治理由于主要依靠工程措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出现反复在所难免。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严格工业环境管理，推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投资向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环境治理倾斜，提高了流域污染防治能力；曝气复氧技术的利用，对污染治理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泰晤士河水质发生重大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调整，实现了第一次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了很大改善，河流清洁了，空气污染比以前减少了许多，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也得到了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