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2）

就业冲击的新特点

劳动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任何劳动年龄人口无非是处于三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当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员问你，你在过去的一周内有没有做过一小时以上的有报酬的工作？如果有，就处在就业状态。如果没有，调查员就问第二个问题：在过去两个月里，你有没有积极地寻找工作？如果没有，你就被定义为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说你积极寻找工作了，这算失业吗？还不算，调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工作，你能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就到岗，如果你说不行，得等等再去，同样你也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只有过去一周内没有一小时以上有报酬工作，同时又在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工作能够及时到位，这三个条件都满足，这才叫失业。

我们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多的状态且各不相同。第一种是城镇正规部门就业，在企业里面有劳动合同、稳定的收入、社会保障，如果失业可以进行登记。第二种是城镇比较正规失业，有本地户口的人没有工作可以登记，有城市户籍的人都可享受。第三种是在城镇进行非农产业的就业，但处在非正规的状态。显然，城市也有非正规就业，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历过下岗失业以后实现再就业的人，但企业没有把他们继续算作职工，没有签合同，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没有社会保障。而最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无论在乡镇企业还是在城镇企业工作的，大部分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没有社会保障。此外，还有一种是农业就业。

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复杂，表现在农民工里有不同类型的人。一部分人叫做常住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呆了六个月以上，在进行城市化统计时，这些人都已经被算作城市居民。但他们没有户口，一旦没有了工作，统计不能覆盖他们，社会保障不能包容他们，甚至就业辅助措施也落实不到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叫做流动性农民工，他们呆在城市的时间不长，一旦失业同样也是统计中不体现、社会保障不覆盖、没有就业辅助措施，这些人往往就会回到农村。他们一旦回到农村，又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已经有常住的农业劳动力。一个调查显示，大约有1000万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承包土地了。二是很多80后、90后的农村劳动力从来没有务过农，他们中学毕业甚至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而且从来没有期望过干农活。过去农业总是一个蓄水池，非农产业有工作就去，非农产业没有工作就回。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而且目前农村机械化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所以，中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特点决定了就业显得格外复杂、格外困难。我国现在遇到农村就业的巨大困难。我们做了一些模拟，发现去年仅仅因为出口减少，就造成了1763万就业损失。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外向型地区，这些地区雇佣的职工大部分是农民工，这后果主要显示在农村劳动力的失业问题上。而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农民工中20岁以下的就占到18%，25岁以下占到40%多，30岁以下是60%多。如果40岁以下也算青年，那就占了农民工的80%以上。因此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就是青年就业问题，农民工的失业就是青年失业。青年这个群体有其特殊之处，他们思想活跃，具流动性，同时也缺乏经验。如果大规模青年失业，再加上大学生就业困难，就会有潜在的社会不安定、政治不安定因素在其中。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说明这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中央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应对失业现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措施，其中一个指标就是2009年要力争达到GDP增长8%。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要保持适度，不能牺牲就业来压宏观经济。但今年正好相反，我们必须保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就业增长，才能够解决两千多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结论。另外，从2001年起，无论经济增速的高低，我国城镇就业人数都逐年上升，而同时正规就业的特点是经济增速快的时候上升快，增速下滑的时候就会迅速减少。可见，正规就业丢掉的岗位都被所谓非正规就业填补上了。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非常必要的。正规部门有可能不仅不创造就业，而且在宏观经济低迷时还可能是就业的毁灭者，如果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有鼓励多种经营形式发展的产业政策，就可以通过非正规部门、小企业、微型企业，甚至某种程度上，地下经济都能够创造就业，也是帮助我们渡过就业难关非常重要的渠道。

防止无就业复苏

所谓的防止无就业复苏，这是一个概念。首先，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复苏，中国经济下行是否到达底部，对此还有争论。其次，中国经济和就业现象的关系如何，也没有非常清晰展示出来。那么，我这个时候提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无病呻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的，这是我们从美国现象中借鉴来的。美联储主席贝南克日前向美国国会做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时预计，美国经济可以在2009年下半年有所复苏，但失业率不会下降，不仅2009年、2010年不会下降，甚至2011年失业率仍然会处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个现象在美国一直被叫作“无就业复苏”。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往历次美国宏观经济下降时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但每一次经济一旦复苏，失业率就会下降，就业也复苏了。但从1991年到1992年经济衰退开始，美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可以复苏，但失业率降不下来的情况。当时美国经济复苏时，失业率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美联储主席贝南克向国会报告货币政策时讲到，美国2008年GDP增长速度是3.8%，今年预计是-0.9%，但从下半年开始有所复苏，明年可能达到2.9%，后年就恢复到4.4%。不过，去年的失业率高达7.2%，今年会达到8.7%，明年仍然是8.3%，即使到了2011年，失业率仍然在7.1%的水平上。而正常年景时，美国的失业率不超过6%，经常在4%到5%之间运行。

究竟无就业复苏是怎么造成的？有很多争论，有一类是最根本性的争论，我们后面再谈。当一种经济处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下行区间的时候，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来，那么活下来唯一的做法就是提高竞争力。提高竞争力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从一家企业角度来看，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多用机械、少用劳动者。在经济危机期间，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就是，经济一旦复苏，人们发现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另一个是从整体看，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就要提高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这在美国表现为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或者自动化程度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海外。调整的结果是，相当多的就业岗位跑到国外，经济一旦复苏发现也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这是美国无就业复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企业想活下来就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一种方法是相当多的企业正在做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会排斥就业。同时这次金融危机遭遇困难最大的地区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其中无法生存的企业就倒闭了。实际上，这种倒闭就像一种替换，世界市场归根到底还是有需求，在这里倒闭，有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新生出来。有很多跨国公司投资者认为，中国的成本已经比较高了，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就把投资转向了中国的邻国印度、孟加拉、越南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农民工经历一年多的失业后，再次回到沿海地区找工作时就发现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了。因此，我国完全可能出现美国模式的无就业复苏。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种现象呢？

第一，能不能防止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外商投资转到其他的国家？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这种现象不可避免。雁阵模式告诉我们，产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就像大雁一样，总由一只领头雁，然后传给二三级。世界经济史上，最早制造业中心是英国，后来这个地位转到美国，再由美国逐渐转到日本，从日本开始，制造业中心就留在了亚洲，尤其是东亚。日本早期六十年代像现在的中国一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后来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不再便宜就开始转型，先是重化工业，随后是电子产品，再后来是高科技产品。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给亚洲四小龙，四小龙又经历了同样过程，再转给东盟国家、转给中国沿海地区……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如果丧失了现有的比较优势，很自然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拱手让给越南等国家。

以往的雁阵模式是在经济体和经济体之间转移。日本虽是一个比较庞大规模的经济体，但日本地域远没有中国辽阔，不存在中国如此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各地区的资源差异。因此，如果中国每一个省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把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在中国国内进行延续，而不至于推到国外。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较优势，这是核心问题。

金融危机也是一种机遇。“机”到底在哪里？宏观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熊彼特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有其自身的功能。他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创造性毁灭”，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企业对于已经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该升级或淘汰的产业结构总有舍不得的地方，而金融危机起到强制性淘汰作用。因此，金融危机在毁灭过时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将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即遭遇经济危机是经济重组、产业重组、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的机遇。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上面，地区之间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珠三角地区受到影响最大，其中东莞排第一位；长三角地区的表现比珠三角要好一些，而长三角内部江苏又比浙江表现又好一些；甚至同样是东莞模式的泉州比东莞要好，没有发生类似东莞大规模企业外逃倒闭、农民工失业现象，到目前为止泉州还处于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地区间、企业间面对相同的危机表现不同，意味着那些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该淘汰的产业结构遭遇危机时率先走到尽头，就是该被毁灭的对象。在毁灭中，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新的产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出应对危机的措施特别强调调结构的原因。

同时，金融危机是重新组织生产要素、进行创业的最好机会。例如，过去几年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但现在工资提高的速度被抑制了，相对来说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过去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想批一块地很难，最近这个趋势也被遏制了，甚至很多地方招租土地都流标了，还有很多剩余出来的厂房设备、基础条件等。应该说现在有的生产要素价格很低廉。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产业政策。这些都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进行创业的好机会，将会显示出中国地区之间制造业产品出口从沿海地区梯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由多个不同的资源禀赋构成的一个经济体，所谓的雁阵模式可以在中、东、西三类地区实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的一体化。

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还有没有比较优势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产业在东、中、西地区转移，而不是在中国和印度、越南之间进行转移的关键。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是，把劳动力成本或者工资水平看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唯一指标。仅仅看工资，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一定是下降的，但我们不能只用工资一种方式去看比较优势，而是要看工资水平加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比较优势成反比，劳动生产率和比较优势成正比。把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得到一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在下降，意味着失去比较优势。我们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这提供了一个依据说明，我们应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利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利用生产要素便宜的机遇，重新组合配置我们的产业结构，等金融危机过去后，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无就业复苏，而是就业发生了区域格局上的变化，农民工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也不用每年春节期间大规模的南北大调运了。这是我们预期的一种比较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