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增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4）

（三）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手段力不从心。

现在经常有党员干部感慨，过去好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敢用、不管用、不能用了。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一声令下，有好多事情说一不二，这确实给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样的发展方式，我们还能继续用吗？

中国由封闭式的社会向开放透明的社会转变，导致转换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前段时间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刚开始官方媒体都没有报，但互联网络、手机短信已经铺天盖地，到最后我们很被动。信息的无障碍传播让目前中国社会政治运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发生了问题可以捂住，也真能捂住，而现在捂不住了，信息无障碍传播带来了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热度和能量显著提升。现在中国群众参与政治的欲望越来越高，政治参与的行为越来越多。信息无障碍传播带来的是组织功能和组织效应。前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在网络上一度支持者的点击达到6千万。6千万的概念是什么？在政治学上，这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力量。关键是这6千万人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平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一突然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真是防不甚防。

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把互联网络拒之门外，也不可能把它拒之门外。既然这样，就应该主动地适应互联网络的出现，适应这种现代政治公开透明运行状况的出现，要善于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管理社会，推动发展。这种要求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过去不熟悉和认为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今天都必须成为我们必须要应对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能及时应对网络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以及要求，他就很难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下去。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我们中国社会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发展环境。在这种发展环境下，过去适应、习惯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我们不能用、不敢用了，必须采取新的、管用的、能用的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做法，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国内环境的变化。

国际环境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30年的历程，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感觉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放初期，国际社会特别希望我们开放。我们要什么，外国基本上给我们什么。尽管那个时候中国产品质量也很差，但我们卖什么，外国要什么。而现在中国的产品质量提高了，可是我们总被人家扣上倾销的帽子。很多同志仅仅把这归结为由于贸易量太大了，国际社会受不了，其实这背后是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与世界有点格格不入的或者至少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国家。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必须把中国拉到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必须让中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文明、现代社会的文明，否则他们的日子过不安稳。所以，当年中国对外开放，与其说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不如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融入世界。

国际社会这种做法的理论缘由被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一语道破：“一个社会，主要指东方社会，不管它是一个多么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民众跟我们一样，穿着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听着摇滚乐的时候，这个社会跟我们社会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因为最终决定一个社会状况的是社会中的行为模式。”这些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使我们越来越接受认同并把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当成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

问题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行为模式发展下去，我们将得到什么结果？如果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真能做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那么我无话可说，但第一，我们还没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允许中国跟他们平起平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发展快一些，他们马上就喊中国威胁论。因为在他们的定位中，中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只是国际社会的打工者，别指望平起平坐。

中国是否甘心做打工者？如果不甘心，过去的那套对外开放模式当然需要反省了。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要求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要提高科技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在国际社会发展中会没有自己的位置。

八个阶段性特征中的另外五个特征的深刻程度、严峻程度一点都不比这三个差。我建议同志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理论要认真地学习、领会、琢磨。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必须成为中国社会指导方针？因为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又同时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就好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一样，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往前走，不得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同样，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增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

三、清除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夯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

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五年多时间了，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实践中究竟贯彻落实得怎么样？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思想，中央又如此强调，还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何在？只有真正弄清楚制约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所在，才能有的放矢，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思想障碍，不知实践科学发展观。

人的思想看不见摸不着，但人的思想也是最从容、最顽强的。一种观念在头脑里面确立起来以后，要想把这种观念给改掉，还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多年来，过去的发展模式、发展观念，都已经成为党员干部理所当然的习惯和传统。什么叫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地遵守。什么叫传统？前辈、前任留下来的做法。不论习惯也好，传统也罢，都有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的力量，不是一言一语就能消掉的。

有些同志不是不了解科学发展观，但总是不自觉地回到了原来那条老路上去。所以，我们首先要打破这个思想惯性。过去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如果不把科学发展观灌输到党员干部头脑中去，那么过去的思想惯性就不可能消失掉。正因为如此，大家注意到，在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央把学习两个字放在前面，而且特别强调学习阶段要深入、认真，就是希望通过学习把新的东西学进来，把旧的东西排出去。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但这个过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二）本领恐慌，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

什么叫本领恐慌？有同志说，科学发展观很简单，只有几十个字：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方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但科学发展观真的就是这么几十个字吗？绝对不是。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一种全新能力的培养和全新本领的要求。

比如，我们不愿意做世界的打工阶层，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所以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只是一字之改，但这一字背后却是路途迢迢。如果没有技术储备，没有素质的培养，哪来的创造？近年来，中央提出的各项指标中，只有“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不能完成。一个省长说，一调查才发现，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占到全省产业比重的三分之二强，如果全关停，那么省的经济就要崩溃，因此节能减排好是好，但实在是做不到，科学发展好是好，但真的是没有本事。不是省长的态度不坚决，关键是没有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领。节能减排背后是技术的储备、资金的支撑。

还比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很多地方干部一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就头疼。他们说，过去做工作只要开会贯彻就行了，现在要求跟群众面对面谈话、交流、沟通，我们不会啊！我们说的话，群众听不进去；群众说的话，我们听不明白，这样怎么和谐，怎么沟通啊？这就是本领恐慌，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

但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可以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只要认真学，总能学会。

（三）利益驱使，不愿意实践科学发展观。

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更值得关注、更应该给予高度警觉的障碍。说实话，过去的发展模式，在客观上让不少党员干部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这些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描述四种经济模式。前两种模式说的恰好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种模式成本很大，效益很低。因为花别人的钱，花多少都无所谓；办别人的事，办得好坏无所谓。过去的一些发展不就是这种模式？花国家的钱、花银行的钱、用国家的土地、资源，给老百姓修条江堤、修条公路，经常修成豆腐渣工程，因为反正这条路又不是我用，这条江堤又不是我用。第二种模式，“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有一些党员干部也想把事情办好，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政绩，但由于花的是别人的钱，所以花起钱来没谱。有一位市委书记曾经为了政绩，花了2500万，修了条农村的高等公路，美其名曰“为农民办事，就要舍得花大钱”。本来，2500万是可以修5条农村公路的。那么，在“给农民办事要舍得花钱”这一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修5条普通公路，无法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

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体现的发展方式，是另外两种方式。一种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领导干部搞发展，不但要考核GDP增长了多少，还要考核为了GDP，消耗了多少资源、破坏了多少环境，花了多少钱，有没有留什么隐患、后遗症等等。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好样的。如果哪条没有做到，对不起，还是不合格。这种方式自然有点累。另一种方式，“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党员干部要把政府机关、部门这些年来收的钱拿出来，投到民生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这些钱本来可以花到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增加自己的福利待遇上。但科学发展观要求拿出来给群众，这就有点难，很多人舍不得。

所以，利益驱使让很多党员干部不愿意去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是不明白，不是不会，而是他很清楚，如果那样做了，过去的好日子就没有了，过去赚大钱的地方就没有了。

利益的问题要靠利益去解决，固然我们党可以要求党员干部主动放弃过去那套不规范、不科学的利益获取模式，但是更重要一条，要努力形成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利益的制度氛围与社会氛围。如果没有这条，只靠大家的觉悟去改，不是说不可能改，但比较漫长。在这里我们要铭记邓小平的一句话：“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一定要构建起一整套科学制度体系，比如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绿色GDP统计体系等等。如果能够实现，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这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实践。

今天所讲的基本上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正因为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所以肯定有很多不科学、不准确、不规范乃至错误的方面，但为了给同志们提供进一步学习思考的出发点，我就畅所欲言了。不妥的地方，恭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报告人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