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增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3）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的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接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罗技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目前每年生产2000万个，这2000万个鼠标又全部卖到美国去。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对外。一个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40美元，可是这40美元是怎么分布的？首先，生产罗技鼠标，使用罗技公司的品牌、专利，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得保护知识产权，就要交专利使用费和品牌使用费，于是交了20%，就是8美元。其次，鼠标到达美国得有一个物流过程，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哪个环节都要钱，就这样又交出37.5%——15美元给人家。那么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吗？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鼠标与其叫中国制造，还不如叫中国组装。因为鼠标里面有一些元器件我们生产不了，还得再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于是又给别人35%——14美元。最后只剩下7.5%，也就是可怜的3美元是中国的。而这意味着中国苏州要从农民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征上来，地方政府的利税、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以及水电等消耗，都在这3美元里。这个案例是美国学者提供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占的利润分配额已经高估了很多。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产品的利润根本连7.5%都到不了。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就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世界PC大国，全世界75%的计算机硬件是中国生产的。可是我们是PC大国，不是PC强国，主机、机箱、显示器等一整套生产下来，我们只得到50块钱加工费。

难道是比较优势战略错了吗？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比较优势战略是国际经济贸易里面最基本的原理。那么，为什么中国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竞争时得到的却是很可怜的收入呢？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里用于交换的劳动的劳动价值必须处于同一个层面。但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同劳动的价值发生了像原子一样的裂变，劳动价值差异是天壤之别。中国一个打工者一天干十七八小时下来能拿到25块钱人民币，已经很高兴了，他能跟比尔·盖茨干一天去比吗？网上有个笑话，假设比尔·盖茨一不留神从口袋里面掉了100美元到地下，他是不会弯腰去拣的，因为弯腰的这两秒钟里，他能创造2000美元的价值。同样都是劳动，为什么有的劳动那么值钱，有的劳动那么廉价？因为劳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中国永远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角色，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打工者这个地位，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得到什么？现在国家的地位已经不完全靠武力来决定了，更多的是由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分工地位决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那么我们有可能越发展越可怜，越发展越将成为世界的最底层。

出于解决就业的需要，中国固然不能完全放弃打工赚钱，但同时也要靠卖专利、卖品牌赚钱，因为只有专利、品牌才可能赚大钱。这就需要我们走出一条科技创新道路。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其战略意图就在这里。所以，科学发展观在实现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实现了战略创新。

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科学发展观在这三个方面都给出了科学的回答。而这三方面归结起来，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所讲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使得科学发展观赢得了当之无愧的科学地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所在。

党在十七大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重点放在实践上，也是希望能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

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能有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强烈需要。

一个主义、一个思想要想成为社会现实运行阶段的指导方针，与其说是应该和优秀，不如说是其背后所具有的那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这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是导致一种思想成为指导思想的很重要的基础。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说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社会一旦有需要，就会比众多领导者和红头文件更能把某一种思想变成党的指导思想。

当今中国对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发展八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从其中选择三个方面阐述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方针的实践基础。

（一）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有了更高期待。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了小康，甚至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老百姓已经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对于这一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充分骄傲的。但客观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它高兴时，我们已经高兴不起来了。这些年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特别紧张。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一方面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另一方面群众对我们的意见越来越大。其实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反映。

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政治追求，有人的权利。在没吃饱没穿暖前，吃饱穿暖是人的第一需要。等吃饱了，人的其他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这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种需求的提升。如果只解决了吃饱穿暖问题，而没有相应解决其他需求，麻烦就会到来。邓小平晚年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果经济建设上去之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没有相应跟上去，没有相应地把人民群众精神温饱、政治温饱，精神小康、政治小康跟上去，那么已经解决的物质温饱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和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点。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有“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说法，就是指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仅仅要求吃饱穿暖的物质温饱，开始提升到了要求政治、精神、文化的温饱和小康了。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及时地跟进，不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期待，那么过去巨大的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就会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条件因素。所以，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便有更高期待，要求我们不得不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不是我们的先知先行，而是实践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二）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各种代价开始显现。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好像运气不好，挖煤老挖出人命不用说，就连喝牛奶都喝出人命来了。我说这不是运气问题，而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年那种片面、盲目、粗放的发展事实上是给我们种下了很大的苦果。那种发展，很多时候只看收益不计成本；只要眼前蝇头小利，不管未来巨大代价；有问题都硬着头皮扛，扛了几十年，欠下了数不清的账，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

为什么矿难频频？是因为安全关没过。过去，外国煤矿总羡慕中国挖煤成本低。我们很骄傲地说，这是中国国情，可是这个中国国情背后是没有安全投入。煤矿刚建成时，问题还没有暴露，过了十年八年了，设备自然老化，当然该出事了。

为什么资源如此匮乏？还以挖煤为例。有些小煤窑主发明了一个词，叫“吃菜心”。就是发现了煤层，只拣煤层最厚的地方，在中间挖，挖完就跑。而国际上怎么挖煤？勘探出煤矿之后，先整体设计好，想尽办法挖到95%的煤。这需要一整套的规划、设备，包括成本的投入。但“吃菜心”的挖法只35%就够了，可挖完之后，整个煤矿全给毁了，要想挖剩下60%的煤，目前我们的技术根本达不到。

这些都是前些年发展中可以不考虑的问题。但现在不考虑行吗？大家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句，欠债还钱。现在是该开始为过去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来还债的时候了。我们要还的账很多，有安全账、资源账、环境账，甚至包括政策帐、制度账等等。

什么是政策账？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体现在工人的工资低上。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费用。我今天劳动所挣的钱，不仅要用于养活现在的我，还要用于将来不能劳动时的生病养老，以及下代的抚育培养。可是中国的工资里都没有包含这些。如果现在挣的工资不能支付以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怎么办？只能由政府来承担。现在，中国还属于人口红利阶段，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人口老化状况之后，政府背上的包袱不知道要有多重，而这些包袱都是现在本来该背的，或是过去本来该承担的，我们把这些包袱无限地推到了未来，但再往下推还能推吗？

这些年来，对于东南沿海加工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我们一直沾沾自喜。很多同志就一厢情愿地设计：农民工打工赚点钱，然后回到农村去花，根本不考虑农民工进城之后能不能融入城市。本以为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待不下去，他们会回农村去。可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太自以为是了。这次金融危机让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了，现在我们有2500万的农民工没工作可干。广东今年3月份前后只需要160万的农民工，涌入了700万；上海只需要60万农民工，涌入400万。为什么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还不在家里呆着，要跑到城市里。一个农民工告诉我，在农村连个澡都洗不上，打电话手机都没信号，让他怎么待着。城里面尽管找不到工作，好歹比农村还是要好一些吧。

但这么多的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待在城市里总不是长久之计。有的城市甚至都提出来愿意花钱帮助农民工培训，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可是很多农民工就是不回去。当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涌进城市的时候，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发愁了。大家设想一下：一大批年富力强又没有工作的人在城市里长期待着，这个城市将会是种什么状况？这些问题现在都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曾经的政策安排、曾经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城市生活可能，但现在我们再不考虑不行了。因为当他们不回去，城市又不能提供相对稳定、体面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铤而走险了。

这些年来，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提法不断在变化，从“快速发展”改为“又快又好”，再改为“又好又快”。有的同志对此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是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正是我们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没有好，没有质量，没有效益、没有高水平，能是什么样的发展。没有全面发展，群众不买帐；没有协调发展，农村西部地区有意见；没有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下一辈靠什么过日子。但如果不把农村给建设得跟城市大体持平，如何能让农民工回去？如果不把西部、中部建设得跟东部大体协调，凭什么要他们建设完东部回到西部呆着。

这一系列问题的暴露，使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已经要为过去不科学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不计成本的发展开始买单了。那么在还账的时期，我们不坚持科学发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