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经常听到有党员干部告诉群众,改革是要有成本的,发展是要支付代价的,大家要忍受成本、支付代价。可是现在有些发展,不仅没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甚至是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前几年广东的新宁矿难,坍塌的煤矿下埋了123条人命。煤矿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先算账,一算账发现赚了不少钱,就想拿三亿来摆平这件事。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抓得紧,不是社会舆论越来越透明,这个事情也许真的就让他给摆平了。这个煤矿没出现坍塌之前,我们能说它不是个好的项目吗?把地下的煤挖出来,国家有能源使用,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煤老板有利润,矿工有工钱。可是当这一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时,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正是基于对这些偏颇的发展理念的纠正,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锦涛同志只要讲到发展,必讲发展以人为本、发展为人民发展。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发展离开了为人民发展这一目的,发展就没有意义,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
(二)关于发展的模式选择
发展的模式选择,就是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些年来的发展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叫作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路子。这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的发展固然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先说高投入。这几年我国经济有个时髦的词,叫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要一看经济不景气,就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是最立竿见影、最直接,但不能常用、老用。常用老用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在攀升,2005年的时候达到55%,2007年达到63%,就是说我们上一年度刚刚挣的钱,下一年马上就得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去,只要一不投,经济就要滑坡。第二,投资的效益在不断下降,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同样数量的钱能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哪个地方不投钱都会出大问题。2003年那场非典把北京人折腾得草木皆兵,可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社会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健全,非典在社区内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遏制,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投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上去。这就说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哪个方面不投入或投入少了,社会就会给我们报复。所以,以往那种高投入的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会入不敷出。
再说高消耗。发展经济肯定要消耗资源。目前,我国企业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德国的八九倍。美国的汽车又大又笨又重又耗油,但美国人不在乎,当然现在他们也在乎了。可就这么不在乎的国家,企业能源消耗不到我们的一半。有同志说,我们不要老跟这些发达国家比,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了,当然资源能源消耗低。可是,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中国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1.65倍还多,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有同志说,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只要有钱,我们可以采购全球资源。可是我们购买国际资源的结果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甚至有些产品中国才说要买,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大炼钢铁,需要消耗大量铁矿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作为大买家应该有定价权,我们却不是如此。从2003年到2007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内,铁矿石价格涨了680%,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铁矿石尽管涨价,我们还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想买却买不到的。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突破52%了。工业化时期能源是生命,石油是血液。美国曾经说过,只要卡住马六甲海峡,就能遏制中国发展。2004年的时候,中海油想收购美国一家油气公司,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当时出价不低,本来以为稳操胜券了,最后美国国会不同意出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
为什么中国在全球资源采购中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呢?国家发改委2004年、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对我国2003年、2006年GDP与消耗的资源能源的状况作了分析。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占世界GDP不到4%,却消耗掉当时全球7.5%的石油、27%的煤、30%的钢材,40%的水泥等一系列资源。2006年中国创造的GDP刚刚达到全球GDP的5.5%,我们消耗了8.5%的石油、40%的煤、40%的钢铁、50%的水泥等。如果中国发展的资源消耗方式不变,要达到2020年占到全球GDP20%的理论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消耗掉全球石油储量的85%和几乎全球的全部其他矿产资源。那时,就是中国人想这样干,国际社会同意吗?所以,高消耗我们难以为继。
再看高污染。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20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奥运期间连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付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走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搞循环经济,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的解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三)关于发展的战略取舍
发展是要有战略的,不同的战略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些年来,有两大战略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个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13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960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讲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235块钱,农民73块钱,收入差距比例为3.22。这个差距是比较大。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8年抗战,3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取得天下了,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三年下来,我们欠了前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群众,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真正开始缩小是1978年。1978年,中国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一下子就缩小到了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年是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历史最低点——1.72。从1985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1990年,基本上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2007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
面对非均衡战略我们要自省:是不能?还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为,恐怕就是良心上的问题了。在50年前,如果说不能,可以理解。经过60年建设、30年改革发展,在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再说不能,只能被认为是偷懒和偏心。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指出的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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