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发展（4）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二、“以人为本”的含义及其现实意义

着重讲“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讲“以人为本”的基本含义。

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大家掌握两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所有的人，不论身份、国籍、民族、信仰、地位，只要是人都包括进来了。领导干部包括进来了，外国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包括进来了，甚至监狱里的服刑人员也包括进来了。第二句话从政治角度来讲，从党的执政本质来讲，“以人为本”的“人”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总书记、总理讲“以人为本”，主要是讲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就是从执政的角度、从政治角度来讲的。

如何来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我归纳一下，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把人当做主体。这个含义看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很具体。我想通过分析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来说明这一点。现在中国人的奢侈品有电脑、手机和小轿车，它们的原创技术、先进技术大多是国外的。比如说电脑中的东芝、松下、戴尔、IBM都是国外的，手机中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星也都是国外的，我们小轿车中好的小轿车也大都是国外的。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工业相对不发达。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不发达。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控制能力有余、创新能力不足。为什么我们创新能力不发达呢？这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人格有关。我们的传统人格是依附型人格有余、而创造型人格不足。在我们周围有“枪打出头鸟”，“不敢为天下先”，“武大郎开店，不希望别人个子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跑的比我快”这么一种环境。中国历史上大多的改革者往往要付出代价，谁跑得快，往往容易被枪打，谁有创造个性，很容易引起非议。我们的传统社会有一种“鞭打快牛”的机制。所以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的旗帜是“立国先立人”，就是说，国家强大，民族振兴，首先要把人给立起来。怎样“立人”呢？要“改造国民性”，由依附型人格走向主体型人格、创造型人格。但遗憾的是，“五四运动”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现在要做到“立国先立人、立省先立人，立校先立人，立企先立人”。我们的企业要立起来，首先要把人给立起来。“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观，人就是企业，企业无“人”则“止”。“企”字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一个“止”字，这就代表企业有两大核心要素，一个是物的要素，下面的“止”字相当于烟囱等；一个是人的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你这个企业没有核心人才，缺乏竞争力，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不运转了，产品生产不出来了，企业就要滑坡了，所以立企也要先立人。所以，如何塑造主体型人格，对中国的工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所以，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在“人”上做文章，首先要实现由依附型人格向创造型、主体型人格转变，把“人”当做主体，它的意义就这里。第二个含义，把“人”当作尺度。这实际上为我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一种工作方法论，即用什么尺度衡量一个国家、地区、部门的进步？从哲学的角度讲有两个根本尺度：第一个是“物的尺度”，你的硬件设施，你的高楼，你的大厦，你的交通，你的马路，你的广场等；第二个是“人的尺度”，精神面貌、人际关系、人的素质、人的精神文明程度等。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偏重“物”的尺度，这是必然的，也具有合理性；但是，当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当人均GDP进入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应该把“人”的尺度突出出来。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很多人偏重“物的尺度”，而把“人的尺度”扔在一边。外地人评价北京有八个字：“雄伟壮观，诸多不便”。雄伟壮观是从“物”的尺度来评价的，外地人到北京来一看，大广场、大马路、大立交、大商店、大宾馆，真是雄伟壮观。“诸多不便”是从“人”的尺度来评价的，不要说外地人了，我们长期生活在北京，就感觉到北京有很多不便，这是“人”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既按照“物的尺度”，又按照“人的尺度”来经营这个城市，肯定有很大的空间，肯定是另外一种景象。第三个含义，把“人”当作目的。我想以农民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我在西部农村搞调研的时候，听到有知识的农民讲了四句经典的话：“我们卖的都是贱的，买的都是贵的，给的都是欠的，要的都是现的”。怎么理解？农民粮食就是卖不出好价格，卖的都是贱的；而农民买的生产资料化肥等都很贵，买的都是贵的；农民卖粮食打欠条，给的都是欠的；那摊派提留都是要现金，要的都是现的。这四句话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确实在某些地方严重存在。这说明对农民，我们给的少、要的多，意味着农民对“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但是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是我们改革发展代价的主要承担者，包括我们的下岗失业人员，也是改革发展代价的主要承担者。这里，我们把农民主要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没有完全看作是享受成果的目的。而把“人”当作目的，就意味着要使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

下面我讲讲“以人为本”有怎么样的现实意义。我这里讲两个意义，一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的，一个是对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来讲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主要讲第一个意义，就是“以人为本”内在要求推进以解放人和开发人为导向的文化变革。要把这个意义讲清楚，必须讲一讲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先看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对人采取什么态度？鲁迅先生讲，他费尽一番心思，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读来读去，最后只读出两个字，那就是“吃人”。就是说我们封建社会实际是压抑个性、排斥人的创新能力的，尤其是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吃人”。“五四运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立国先立人”。但由于封建历史漫长，封建文化遗毒极深，而当年又缺乏“立人”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所以“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立人”的任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共产党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应该说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但是，从经济上、文化上，“立人”的问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1956年，我们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道理，只要搞社会主义，必须讲“以人为本”。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只要讲社会主义，就必须讲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以人为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面讲社会主义，那一面必须讲“以人为本”。但是很遗憾，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凡是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都把“以人为本”扔在一边，并加以批判。苏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搞政治肃反，搞大清洗，而我们中国从1957年到1977年这二十年搞一个个政治运动，都把“人”的问题扔在一边。我们在人的问题上犯了三大错误：第一是“谈人色变”，第二是见物不见人，第三是漠视人。好在1978年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的问题上实现了历史大转折，第一步是从邓小平开始的，他从社会主义本质观上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当中的地位。人是生产力当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要解放人、开发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讲民富的问题，是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这里，人的问题开始受到了重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党的执政本质的角度确立了人在政治当中的地位，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发展观的本质角度确立了人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一个从社会本质，一个从执政本质，一个从发展本质来讲人的问题、人的主体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实际上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要实现一个转变，要由过去只重视控制人和约束人走向控制人和解放人的统一。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比较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约束的，但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所以我们的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发生了无数次农民起义，但最终建立起来的依然是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传统社会对人的控制归纳起来有四大手段：道德控制、权利控制、情感控制、组织控制，结果把很多中国人都变成绵羊了，阳刚之气、敢为人先的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都泯灭了，所以我们的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发展的步伐比较慢。要实现社会长足的发展，既要对人进行控制和约束，更要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西方社会比较注重解放人、开发人，它们用四大手段来解放人和开发人，而这四大手段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是利益解放，要尊重每个劳动者的正当利益；二是能力解放，要求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发挥以及贡献来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三是理性解放，使民众养成遵循规则、制度、规范的社会心理，不能只讲人情关系而不遵循规则；四是自立的解放，它们强调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强调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确立自己、来实现自己。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应该实现这个转变，注重解放人和开发人。在当前，当务之急主要落实三点：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如果我们做到这几点，我想人是会焕发活力的。在这里，我讲一讲人和牛的辩证法。当一个组织把他的下属仅仅当“牛”来使的时候，只让他拉车，不让他吃草，他心里就不平衡了，开始发牢骚了，他说“我是人，不是牛”，给你发牢骚、磨洋工，不好好干，结果呢？蛋糕做不大，效率出不来。反过来，当我们的组织把下属当人看，尊重他，关心他，理解他，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想我的“组织对我这么关怀，我要好好的回报”，怎么回报呢？埋头拉车，黄牛精神。当你把他仅仅当“牛”来使的时候，他偏要做人，当你把他当人看的时候，他甘愿做“牛”，这就是“人和牛”的辩证法。我们讲“以人为本”了，我们的下属反而拿出老黄牛精神了，这更有利于焕发活力，更有利于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