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发展（2）

接下来我讲第二个背景，主要着眼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日益突出。同志们想一想，在1978年、1980年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中国人主要在想什么？主要在想“碗里有没有肉，腰包里有没有钱，肚子能不能吃饱”，一句话，就是温饱问题、生存问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新的更高层次的问题是不可能向我们走来的。住在茅草屋里的人和住在高楼大厦、别墅的人，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碗里有肉了，腰包里有钱了，肚子能吃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更高层次的问题逐渐向我们走来了。碗里有肉了，希望这个肉是干净的，不能碗里有肉嘴里骂娘。口袋问题解决了，脑袋问题出来了，也就是说当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会以不同的程度与方式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中来，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归纳起来，人的生存方式主要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第一个变化，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比较强调“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义”相当看重。但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人开始追逐自己的正当利益，我们很多人的行为原动力，都是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利”前所未有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样，“义”和“利”的矛盾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第二个变化，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是“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第三个变化，中国传统社会较为注重“人情关系”。国外的朋友总是和我开玩笑，说“中国人爱喝三面汤，一个是脸面，一个是场面，一个是情面，为了人情关系，破坏制度、破坏规则、破坏原则”。中央讲任人唯贤，为什么有些地方就是讲任人唯亲呢？说明人情关系对我们用人制度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改革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也是大家能体验到的，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讲规则，越来越讲规范，越来越讲程序，越来越讲平等竞争，也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讲理性了。这样，人情和理性作为一对矛盾又不同程度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了。最后一个变化，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单位人”社会，是比较注重“等”和“靠”的社会，“在家靠社会，出门靠朋友，在单位靠组织，在社会找靠山”。过去我们的人主要是“单位人”，这个“单位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基本上由“单位”规定好、计划好、安排好。你上什么样的学、毕业到哪里去，拿多少工资，住什么样房子，享受什么样待遇，包括去世怎么安置，基本上是由“单位”规定好的、计划好的，遇事找组织，有事找“单位”，出事找领导，包括当年我们有些人找对象，恐怕组织都给你包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少皇帝驾崩了，都葬在山的脚下，死了也要找个“靠山”。所以，过去我们的传统社会，“靠”的心理是相当严重的。那么，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要求每个人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而自立、自强。这样，“靠”和“立”这一对矛盾又不同程度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了。这就是今天每个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所发生的基本变化，而这些变化总会反映到我们的头脑当中来。有些人在这种变化当中能找到人生的方向、目标和坐标，很快适应这个社会，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在这种变化当中迷失方向和目标，找不到人生的坐标，所以对这个社会感到无所适从、迷茫困惑、一头雾水，精神世界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问题逐渐向我们走来了。从学理的角度来讲，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所以，十六大报告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突出出来了。讲到这儿，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官本位，二是金钱本位。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你看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讲了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出来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今天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个先进性是相对于落后性而言的，如果能把落后性搞清楚，倒有利于我们理解先进性。怎么来搞清楚落后性呢？那就要搞清楚产生今天一切落后现象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原因之一主要是权力至上。我们不妨一条一条来分析一下。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一个落后现象就是等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等级也是存在的，不过中西方社会面对等级所采取的态度不大一样。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来淡化等级，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包括在今天，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个等级。我们总是从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来看待一个人、对待一个人。农民手中没有权力，社会对农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但是后来称呼降格为“农民老大哥、农民兄弟”，再后来又降格为“盲流、打工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权力确实不一样。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二个落后现象是人们之间有人格依附关系。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县委副书记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更多要求下属听话服从，但对下属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创造个性却冷在一边。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你看，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格依附关系。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比较容易，对下负责有时候不大容易。我们的前途命运、生死大权往往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当然要对上负责了，而没有掌握在下级、群众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有一个局级干部和我交流，说为什么我们有些统计的数字有水分？那是因为我们“抬头看领导，低头看报表，领导说写多少我就写多少”。你看，这里也是对上负责，而不对事实、不对群众负责。这种权力至上扭曲了有些人的人格，怎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呢？十六届四中全会是专门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家想过没有，中央为什么要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实质就在于要用“能力原则”来扬弃“权力原则”。中央提出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意味着你这个党先进不先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你有没有执政能力，你在那标榜“伟大、光荣、正确”，但遇到很多事情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热发不出光，没有执政能力，没有作为，事情干不好，那怎么体现你“伟大、光荣、正确”呢？所以，中央在部署先进性教育的时候，把“两个建设”是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先进性建设，一个是执政能力建设。这就意味着，我们党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你有没有执政能力，意味着要用“能力原则”来扬弃过去的“权力原则”，只有按照“能力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党，才能一步步走向先进。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个障碍，就是金钱本位。人是不能带着金钱进入坟墓的，但金钱往往把人给带进坟墓。怎么理解呢？有个说法，“55岁以前用命换钱，55岁以后用钱换命”。怎样理解呢？大家生活在北京，没有经济基础的话，生活确实很艰难，车子问题、房子问题、位子问题、妻子问题、孩子问题，哪个问题都需要我们来解决，而每个问题都需要很多的钱。就拿孩子来说吧。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在北京把一个小孩培养成一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家庭的支出大约在15万到35万之间。一个孩子就需要这么多钱，那么房子、车子、位子、妻子呢，就更不用说了。55岁以前身体还可以，所以要拼命赚钱。这里，赚钱成为目的，拼命成为手段。结果怎么样呢？有些人为了赚钱，真把命给搭进去了，这是不是金钱把某些人给送入坟墓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伸手拿国家的钱太多，被依法判处死刑，所以金钱把这三位也送入坟墓了。所以，拜金主义不但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甚至有可能把某些人送入坟墓。既然官本位、金钱本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为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怎么办？中央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思路，那就是我们不能以官为本，不能以金钱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了，才能尊重人们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和创造个性，才能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和前提，所以“以人为本”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