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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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有一个命题是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同志们想一想，这个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造反有理”。1978年，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用一个新的命题来取而代之，这个命题也是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而且这个命题在各个地方的标牌上写得很大，写得很亮，这个命题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从“造反有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深化。1978年以来的实践，就是改革的实践、发展的实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总结，又提出一个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命题，这就是“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一个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命题，那就是“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十一五”规划的一条红线，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一科学发展观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主要回答发展是为了谁的问题，即“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个层面主要回答以什么方式来获得更为合理发展的问题，即“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第一个层面内容更为根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这里，“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实际意味着要把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来加以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们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大多受经济理论指导。应该说，经济学家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但从总结改革与发展的教训这个角度来讲，过去我国的某些经济学是冷冰冰的经济学，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是更多地为富人说话，较少地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所以，需要从理论上总结我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通过总结，中央把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注重运用正确的哲学理念来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

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同志们比较关心的。一是在1978年以前，我们往往“谈人色变”，一讲“人性论”，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讲“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讲利益，就是利己主义。我们往往把“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许多理论家一谈“人”的问题，像人权问题、人性问题、自由问题、平等问题等等，总是羞羞答答，所以我们在实践中一直远离“人”。时间过了20多年，我们共产党人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执政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按说，这个时间的跨度并不很长，无非20多年，但是理念的跨度可以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过去“谈人色变”，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在呼唤“以人为本”，那么它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今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二是究竟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黑格尔曾说过：“熟知并非真知”。有些口号、概念、理念仅仅挂在我们的口头上，但这些经常讲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搞得最清楚的。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呼唤“以人为本”，什么“教育以人为本”、“管理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等等。但是，究竟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三是究竟如何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落实到我们各项实践工作中去？下面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先讲第一个问题。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中央提出并坚持“以人为本”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完整理解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总趋势，那就是人在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要把这个背景讲得很清楚，我必须和大家一起回顾以下历史的发展。在农业经济时代，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是土地，农场主夸耀自己时，总是说他拥有多少的土地，拥有怎样肥沃的土地。到工业经济时代，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是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资本家夸耀自己时，总是说他拥有怎样先进的设备，拥有多少雄厚的资金，拥有怎样的自然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是人的知识、人的智力和人的技能，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时代，资本家在夸耀自己时，总是说他具有怎样先进的知识，具有怎样的技能和智能，拥有多少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有三大特征：一是在经济增长当中，人的知识贡献的比重日益上升。农业时代也好，工业时代也好，人的知识对经济增长也是起作用的，但主要是作为一般性的要素在起作用。但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由过去一般性的作用上升为主导性的作用。有数据表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60％以上源于人的知识的贡献。二是产业结构日趋智能化，对人的知识和智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美国微软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很重要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它拥有一批开发电脑软件的高科技知识人才，以及拥有经营高科技产业、开拓高科技市场的一批企业家。三是人才结构日趋知识化、脑力化。一般来讲，人才的结构往往取决于产业的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人才结构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才的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体力工人的比例在逐渐下降，而白领工人、知识工人的比重逐渐上升。这三大特征告诉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当中，人们日益意识到人的知识、智力、技能的重大作用，意识到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知识经济的希望所在。1978年，我们的国门打开之后，有不少优秀人才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进修、考察、访问、学习，但回来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才没有回来，在为西方的发达国家服务。人才的外流、人才的流失、人才的不安全等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了。这一问题的背后，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人才资源看作第一资源，把人力资本看作第一资本，把人的价值看作高于物的价值。

讲到这儿，同志们会不会发现一条规律？这就是：历史越往前追溯，人以外的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越大。比如说农业时代是人以外的土地，工业时代是人以外的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而历史越往后发展，人本身的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比如说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越来越起主导性的作用。反映这一规律，现代西方的管理理论、发展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把人本理念引入其中：当代西方管理理论的最高成果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最高成果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高成果是人力资本经济学。我们的“十一五”规划也反映了这条规律。整个“十一五”规划《建议》里面最具有战略性、最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议》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要由过去物的要素转向人的要素。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四大“物”的要素拉动的：第一个要素是消耗自然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煤吃煤，靠油吃油；第二个要素是污染环境，造纸厂、化肥厂、水泥厂在污染环境；第三个要素是资本拉动。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28％左右主要是靠资本这个要素拉动的；第四个要素是廉价劳动力。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观点没有错。但从哲学角度讲，这个观点意味着有一种陷井，怎么来理解呢？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劳动力看作一个成本。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应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由此，一些人就想把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怎么来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呢？第一是压低工资；第二是不进行培训；第三是劳动力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实际上是让劳动力做出很大的牺牲来换得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把劳动力当做活生生的人，而仅仅当作成本、当作一个物的要素来看待。为什么前几年农民工的问题很突出，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与这个观点很有关系。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这四大要素来拉动，但这四大要素在今天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资源不很丰富，有些即将耗尽；我们的环境污染很严重；资本在今天也有“吃人”的现象（这两年是我们国家煤炭行业事故的多发之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煤矿矿主的资本不断增值，但是无数矿工的生命给葬送了）；一些农民工上访告状现象在增多。倘若我们仍然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四大要素之上，说不定哪一天，这个经济大厦会突然倒塌。据此，中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国民的创新能力。这样，由物的要素走向人的要素，也反映了刚才我所讲的规律。所以我想，应该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首先放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中来理解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