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及对策（2）

 第三，股市价格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

我认为，2008年不应该让股市暴跌，要逐步增加需求量、供应量，平衡股市的价格。2008年的股市不应该暴涨，暴涨之后还将是暴跌。去年上半年股市的指数脱离了它的价值，市盈率偏高。有些股票在香港市场上不到20块钱，在国内市场最高的时候炒到48块钱，难道香港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还不如内地的市场善于发现一只股票的真实价值？我认为，去年股市暴涨的关键是在于当对股票的需求量增大的时候，股票供应量太小，也就是上市公司太少。

另外，去年股市之所以大涨还因为现在投资的渠道太狭窄。国外的投资渠道有存款、房子、股市、保险、创业等。发达国家都是1000人50个企业，我们现在1000人不到10个企业。有一个调研显示，在我国，城里人有10万块钱的时候，愿意创业的不到5％，大学生毕业创业的不到1％，没人去投资办企业，没人去创业，而国外大学生毕业以后创业的占20％。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以及现在保险公司不太规范的业务模式，导致买保险的人比较少。这样一来，银行利率低的时候，大家的钱基本上都投向了股市或者房子，导致股市暴涨。

第四，房价仍是2008年比较敏感、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这几年房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涨？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土地供应不足或者土地供应以后被囤积。囤积土地使得房屋的供应量和房屋的需求量不平衡，导致房价上涨。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强劲的城市化过程中，每年大学毕业的需要在城里买房子，参军转业的需要在城里买房子，还有些人需要重新盖房子，这就形成了很庞大的一个群体。如果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0％或者65％的话，将会有四亿左右的人要进入城市，按三口人一个家庭计算，得需要多少平米的房子、土地啊！不只是房子需要土地，走路、上学、购物、工作、公园、娱乐都需要场地、土地。所以，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也可以说是对原来土地配置格局重新分配的过程。我觉得严格控制18亿亩耕地的要求和对住宅日益增长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中国人这么多，地这么少，在城市化过程中是用土地保障粮食安全，还是把土地盖房子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这是个两难问题。

其次，土地的寡头垄断体制，所有的建设用地都要先征用或者通过国土资源部门拍卖。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北京只有一个人卖鸡蛋，而千家万户都要吃鸡蛋，那鸡蛋的价格非涨不可。去年全年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招拍挂”的土地收益9000个亿，协议出让3000个亿，去年卖地收入12000亿。工业用地虽然也“招拍挂”，但挂不上价格，许多地方还是零地价出让或者政府把企业交上来的钱再从财政返回去，这样是为了鼓励引进项目。军队、公路、水库等公益性项目不能“招拍挂”，所以“招拍挂”的大部分都是住宅，9000亿摊进住宅里，住宅的价格还能不涨？

这次全国政协会上，一位委员拿出的一份很详细的调研显示，在买房的相关费用里面，政府收取的各种配套费用名目繁多，占到房价的20％。“招拍挂”是和政府财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地价、房价越高，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越高，有些地方卖地的收入占到地方税收的80％左右。

再次，房屋的投机、投资和人民币升值。很多人贷款买了五六套房子，8000块钱买的，1.2万抛出去，还了贷款、利息还能赚很多。还有一种情况属于投资，买一处房子现在出租，将来卖掉养老。持有外汇的人看到房子和人民币在不断升值，就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在中国买房子。对这种行为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必须想出一套办法来约束房屋投机行为，比如实行房屋累进税或者土地使用税，还要规范二手房的出租和交易市场，否则房价很难控制下来。有人问，奥运会以后房价会跌吗？我看很难，土地供应不足，政府收取的房屋配套费用太多，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开征房产税等机制没有建立健全，房价很难降下来。

美国的中产阶级绝大部分没有两套房，因为美国征收的房产税很高，如果不租出去或者租金不够交税的话是不合算的。2004年，杰克森维尔的房产税是每年交房屋市值的1.2％，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是1.9％，美国有价格评估所，每一年或两年对房屋进行估价，然后依此征房产税。

通过两会来看，现在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廉租房、限价房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我觉得这项工作难度非常大。第一，政府财力和百姓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北京的财力可能还行，中西部很难保障。房子不像猪肉，猪肉价格涨了，政府给点补贴，那只是小钱，而房子是要花大钱的，这不是一般的负担。第二，户籍怎么管理，标准怎样制定、范围如何划分。比如，北京要实行廉租房制度，老市民、新市民以及农民工都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吗？假如所有的农民工只要在北京居住满一年，有工作收入来源的政府都提供廉租房，那就麻烦了。首先，目前政府根本提供不起。其次，怎么甄别哪些人应当享受廉租房也是个问题，即使能建立对这些人员的信息管理系统也是需要花费很大监督和监管成本的。

所以，廉租房的设计理念很好，但具体实行起来会怎样呢？假如规定享受廉租房的人群范围特别小，那么廉租房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大部分中低收入的人还是买不起房。如果绝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都要由政府包下来，那么目前我们政府的财力可能不够。我们跟新加坡不能比，新加坡财力雄厚，而且只有600万人，就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转港城市。再者，2003年美国人均财政收入10万人民币的时候尚且做不到，2007年我国人均财政收入才4000人民币，我们能做得好吗？

第五，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虽然中央每年解决就业的力度越来越大，但就业的压力越来越严峻。

1990年56.44%的城镇人口有工作，我估计2007年可能是48%—49％，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700至800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有1000多万。每年大概有200到300万的大中专毕业生要留在城里，还有一部分复转军人要在城里就业，失地农民或者因为种地效益不好而进城务工的农民每年也有几百万。还有一个压力，去年国有企业减少了500多万个工作岗位，集体企业减少了300多万个工作岗位。想想，我国的就业压力有多大？

现实情况是 哪个地方经济越发达那个地方就业机会就越多，这也是经济学上的道理。只有那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才能转移劳动力，才能有劳动力的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且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才能增长。江苏、浙江、广东、北京这样的城市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力，容纳了大量的就业，而青海、西藏、新疆目前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鼓励大学生去西部就业，这里有一定的误区。我们应鼓励有钱的人到那里去创业才对。

政府买公益岗位解决就业的办法也值得商榷。应该鼓励老百姓创业，老百姓办企业才能增加就业，并且给政府纳税。到十七大的时候才把解决就业的路子弄明白，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发展中小企业。没人创业，企业数量少，哪来的就业？如果把大学毕业生都塞到机关、事业单位里让政府养着，最后政府由谁来养？

中国就业难有体制和战略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比较大的战略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是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推动的，或者是公路、水电、学校、广场、办公楼等建设推动的。原来搞一个水电站，十几万人在那儿就业，现在我到青海一些水电站去看，坝上就几十个人。以前开发一个油田需要几十万人，现在新疆一些油田几千人都用不了。以前一个几百万吨的炼油厂几千人就业，现在几百万吨的炼油厂一两百人就够了。虽然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能容纳的就业越来越少，但它能推动经济增长，给地方GDP总量带来非常快的增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可它富不了老百姓，解决不了就业，解决不了民生。有些地方财政很富裕，但老百姓很穷，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少就业或者高增长、不就业的状态，这是我们发展战略上的问题。

为什么只有5％的人有创业意愿？创业很不容易，首先注册登记制度就不容易。现在很多地方不让在家里注册登记企业，比如在家里搞动画设计、服装设计的，对周围邻居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不行，必须得租赁或者购买商业写字楼才能开公司，这样成本就高了。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企业必须要前置登记，文化类的还得到公安部门登记。

现在针对企业、公司的收费、罚款越来越多。2004年政府各个部门的收费罚款达9367.67亿，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数据。

我们必须要解放思想。首先，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的发展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其次，13亿人就业转移怎么办，去哪里就业？

第六，财政、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不平衡。

总理答两会记者问的时候说，这次会上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忽视了，就是财政体制改革，未来五年要下决心改革财政体制。我觉得总理的说法是对的，一定要搞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财政，而不是财政服务于党政机关。财政到底收了多少钱？ 48500—49100亿的税，12000亿的卖地收入，8000多亿的社保收入，16600亿的收费罚款，2000亿上缴的烟草利润，还有矿权拍卖收益，民政、体育等部门卖彩票的收入，加起来9万多亿，而不是预算5.1万亿。9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占整个GDP的36％还要多。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宜超过25％。

所以，要控制政府的收入。第一，能不能把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25％作为一个硬杠，把政府开支、党政公务开支不得超过15％也作为一个硬杠。第一个硬杠保证老百姓的收入，政府收入多了，老百姓的收入相对就少，第二个硬杠也是保证老百姓的利益，花在政府身上的钱少了，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