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朋：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3）

除了需求过旺以外，在经济转型、城镇化过程当中，中央提出“十一五”期间每年要转移900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我们的城镇每年也要新增900万的就业岗位，大家看这里面有个缺口，增长了900万个劳动岗位，光农民就转移了900万？这些人也要住房，所以还得增加供给。增加供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住房的特殊性，土地问题！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土地供给的矛盾特别突出，如果我们的土地资源不短缺，住房问题不是小菜一碟吗？那么多人愿意建房，还怕？关键是土地问题。温总理提出一个目标，根据我们13亿人口的吃饭，18亿亩的耕地是一条红线，不管干什么，不能突破这个红线，必须确保18亿亩耕地的保有量。能不能保住啊？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的耕地面积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10%，但是养的人口占世界的22%。人均是多少呢？人均是一亩三分九。我们的人均可耕土地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澳大利亚的1/26，加拿大的1/16，俄罗斯的1/10，美国的1/7。土地问题很严峻，我们要吃饭，所以中央领导一再讲，任何一个国家也解决不了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

有人说有钱，有钱可以买吗？外汇那么多，靠采购粮食不行吗？不行的。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涨价，为啥？人口多，需求量大。你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有可耕地。2004年的宏观调控，温总理讲我们当时面临四个下降，可耕地下降、种植面积下降、粮食总产量下降、单产下降，当时比较严峻。现在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情况大有好转。今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可能超过一万亿斤。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就是一万亿斤，大概是1998年。中央重视“三农”，一系列惠农政策效应非常明显。在这些土地当中，大概有六个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广东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占有的可耕地量只达到0.8亩。全国是1.39亩，达到了世界粮油组织提出的警戒线水平，就是不能再低了。

所以，这个住房问题跟土地有关。有人问我，你判断房价是不是要下降了？我说很难给你一个判断，因为从总的需求来看是在不断增加的，中央很关注这个事，社会很关注这个事，各项政策一块来起作用，现在你看，成交量降低了，有市无价，有价无市，买的人少了。这就是消费者和开发商的一个博弈。大家都去买，他就高，大家都不买或者暂时不买，有的地方价格已经在下降。但总的趋势上，短期内我想价格也不会下到哪里去。另外我强调一点，由于土地的紧张，我们的用地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法规来进行。中央提出宏观调控有两个闸门，第一个是信贷闸门。不是经济过热吗？我把这两个闸门一关，我不给你供应地，信贷我控制从紧。大家想，要上项目没有地、没有钱怎么上？非常有效。所以，为了控制土地，我们的土地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叫垂直管理。由上一级来管理，即使这样，违法用地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但是据说省以上的领导机关，违法用地的现象已经没了，或者很少了。现在违法用地在下移，地、市、县、乡。中央既然说是红线，你就不能踩这个红线。什么叫红线？红线就是高压线，高压线你一踩就完了，不要有侥幸心理。我到下面参观的时候，领导同志说我有很多好的项目，让我看，发展的势头非常好。我就问，这个土地是不是经过了合法的手段审批了？另外，项目的贷款是不是符合国家的信贷政策？去年中央还设了一个门槛，什么门槛？就是这个项目，如果环保问题不解决，技术比较落后，安全问题不能解决，有钱有地也不能上，这叫中央的经验，两个闸门，一个门槛。

第四，关于就业压力问题。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以创业促进就业的发展战略。中央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报告当中还有一句话，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和就业援助制度，机会要平等。城里人就业和乡下人就业在平等的条件下应该机会平等。中央还提出消灭零就业家庭的要求。如果一个家庭都失业了，靠什么生活呀？要安排这些零就业家庭。

第五，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收入分配拉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的东中西部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城乡在拉大，不同的阶层在拉大。为什么会拉大？与我们的分配政策有关系。从客观上讲，从规律上讲，是市场经济的作用。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嫌贫爱富的经济，越富的地方效益越好，越往那儿投资。你看中央提倡到西部大开发，但好多项目、好多资金还是向东南去。为什么？那儿的效益高啊！在那儿投资能赚钱啊！投资都在那儿，当然效益就好了，收入就高了。这是市场配置资源，关键是要用相应的政策来调控这个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我们要提高生产效率，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后来还说了一句，要防止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了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你看小平同志预见到了，十七大对我们分配政策在导向上也有一个调整。比如说报告当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过去我们提的是什么？叫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就是发工资，就是第一层的分配，要注重效率，不能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二次分配就是通过财政部门的分配再分配，就要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次锦涛同志讲，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是政策的调整。第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个很明显，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嘛。还有一个，过去党的文件没有提出来，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什么叫财产性收入？财产收入就是资本收入。除了劳动以外的，比如你有房子住不完，租出去了，我觉得这就是财产性收入。比如你参加投资了，这就是非劳动投入，有回报就是资本收入。这就叫做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最后又重申过去提的政策，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过高的尽管合法，但是太高也要调节，这个政策导向非常清楚。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思路上必须有明白的思考。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要把机会公平和收入结果的平等不平等分开。我认为，机会越公平越好，收入差距的结果不能扩得太大。而且，这个机会、规则和程序标准，这种公平对每一个人应该是平等的。关于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按劳分配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事，按劳分配是公平吧？大家都按劳分配，但是马克思说还不公平。为什么？每个人抚养的人口不一样多，每个人体力能力不一样多，他说这是在公平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公平。目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结果完全一样，那不就成了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了吗？那社会就没有效率了，所以我这儿要强调，在讲公平的时候，一定要把公平的机会和分配结果的平等不平等分开，讲公平的时候，更多应该讲机会、规则、程序、标准。公平不应该跟效率对立起来，或者从机会来讲，越公平，大家积极性越高，效率越高，但是收入的结果、差距不能太大。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必须通过正确的分配政策，把收入结果的不平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机会的公平与否跟收入结果的平等与否互相影响，机会越公平，就越有利于消除结果不平等。反过来，结果越不平等，对机会的公平也受到影响。比如我特有钱，我的小孩上学就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比较穷，他的小孩就不能受好的教育，这机会就不公平了。中央新一届政府特别重视义务教育，这就是受教育的机会要公平啊！城市的孩子上得起学，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学，那怎么可以啊？这就是社会在机会上不公平不行，我让你都能上得起学，但是不是都能上大学，都能上研究生，都能上博士甚至出国。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博士毕业，因为还有每个学生个人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问题。但是机会要给他公平。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机会。

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讲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我们的政策导向要实现主要公共产品的均等化。这个提得非常好，但是难度也很大，基本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包括一些基础设施，机会要均等化。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在公共产品的服务上机会要均等，这个政策好不好？非常好，全国还提出城乡一体化，但是需要很多钱。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规范的、透明的财政支付转移制度。要透明，转得合理不合理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要规范，不能说想给谁就给谁。过去各地要求“跑部向钱”，谁往北京跑得多，谁就能拿到钱。不行，以后就是要透明规范。报告里还有一句话，要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提法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根据这个我想，政府应该把主要的力量、重点放在机会的公平上。同时，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这样问题就少多了。就此，我提出“三就一保障”方面都要公平。“三就”就是在就业就医就学方面，机会应该都是公平的。“一保障”，就是在基本的社会保障方面也是要公平的。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解决得很好，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分配差距稍微大一点，不会有大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定位一定要准确。为啥原来出现一些问题？是因为定位不准。比如我们有的盲目地提出教育产业化，什么叫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办成产业，不就是要经营，要赚钱吗？产业化就是市场化，市场化就是盈利化，好，把教育办成赚钱的产业了，搞得大家上不起学，这怎么可以啊？现在大家看到国家正在纠正这个问题。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不仅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收费也非常低。现在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提出解决贷款问题、奖学金问题、绿色通道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的总理表态，不能让一个学生上不起学，不能因为经济原因考上了大学而上不起学，这就是提供机会平等。还有经营城市的口号，其实就是卖土地，这个问题也很大。

最后，再讲一个综合的问题，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刚才讲了，我将2007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概括为“两个防止一个紧缩”，那么这就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不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要不断进行调整。比如1993年，由于当时的经济过热，中央提出了“双紧”政策，哪“双紧”呢？就是从紧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三年半以后，我们的国际经济软着陆，实现了我们的政策调控目标。到了1997年，我们刚刚调到一个适当的水平，结果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也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国民经济增长在9.7%、9.8%以后，增长幅度在下滑。我刚才说了，“双低”也不行，所以中央就采取了一个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从1998年开始，我们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叫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么提？有人说该紧的紧，该松的松，都叫积极。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特定的含义，积极的就是偏松一点的，中性偏松。稳健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拉动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到2004年以后，要防止经济过热了，这个稳健就是中性偏紧，太紧还不狠，当前直接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我理解，我们还处在一个经济社会和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我们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或者说市场对经济扩大的约束力还没有完全健全起来，在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经济扩张的冲动还很强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提扩张的政策。

那怎么体现这个政策？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财政支出。怎么减少呢？我们的财政状况现在很好，现在有条件不断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再一个，减少国债发行。我们年度最高国债发行是一千一百亿，我们今年发行只有500亿。好多同志为什么有一阵子买国债买不上，就是因为它发行少了，大家都去排队。现在因为利率高了，银行存款的利率跟国债的利率差不多，但是国债不交税，所以大家还是愿意买国债。另外，现在的银行利息税也减少了，也就是定期存款跟国债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小了，给大家更多的投资渠道。所以这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国债发行，适当控制财政的开支规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很多了，提高银行利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有价证券的买进卖出，这些都是通常说的五大政策货币工具。如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什么意思呢？就是各个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过去我们是用行政手段管的，后来是用经济手段，特别是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就是说，当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时候，每个商业银行可支配的贷款额度就减少了。这样，就控制了贷款规模，从而控制货币流通量。中央五次调整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这两大工具都在用。利率调整就吸引更多的人把钱存到银行去。利率提高和银行贷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都是一种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利率提高，鼓励大家把钱存银行，存银行里。如果说你办了半天公司，还没有把钱存在银行的利息高，你还投资吗？你就不投资了。这就是控制固定资产规模，减少投资，然后减少货币流通量。最近的一次，银行利率的调整只有25天。

这说明，我们中央的政策导向非常清楚，就是要“两防”。但政策有个滞后效应，不是说今天发布出去，明年效应就非常明显。什么叫滞后呢？从这个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到中央召集会议，然后制定政策，然后发布政策，发布以后要传递到被调控的对象有一个时段，这就是政策滞后效应。当然也要看到，恰恰是政策滞后效应，给我们的宏观调控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得了感冒，想吃药，吃几天合适啊？吃两天，我不发烧了，结果呢？没到位，明天又发烧了，很麻烦了。或者我吃了五天了，已经都好了，我害怕，不行，我还吃，结果又浪费，还有副作用。调控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总书记一再强调，宏观调控方向是没有问题，过热的时候要紧缩，过冷的时候要扩张，关键是掌握好调整的力度和重点。那么，调控政策要科学准确，关键是回到我刚才第一个问题，要正确判断形势，到底是热了还是冷了？热到什么程度？政策的力度应该多大？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谈谈我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还有大家关注的一些经济热点问题，不一定讲得很准确，很多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和意见，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启发，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同志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报告人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据宣讲家网站录音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