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⑴。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⑵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⑶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⑷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⑸,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⑹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末,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⑺,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⑻。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⑼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⑽,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⑾,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⑿。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⒀,不搞土改⒁,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⒂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
注释:
⑴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大都分为若干支系,各支系又都有自己的称谓。这里的数字包括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目前云南省内经过识别归系后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二十五个。
⑵共同纲领 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⑶西康,旧省名。所属昌都地区在一九五○年十月解放,随后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同年十月,西康省正式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
⑷一九五○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布告中公布。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⑸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⑹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⑺指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
⑻一九四二年四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的四、五两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曾建立回民自治区。同年九月在曲子县三岔镇曾建立过回民自治区。这里是指这些地方的经验。
⑼“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
⑽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废土司制,设县治理。辛亥革命后,康东地区部分土司复辟,虽保留县制,但形同虚设。一九三九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实行设县治理。
⑾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是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工委(“巴唐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区的过程中,它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五○年四月,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曾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县和乡改建为自治县、民族乡或一般的县和乡;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专区和区改建为自治州和自治县或专员公署、区公所。
⒀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陆续颁发过有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法令的要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⒁土改 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⒂这里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指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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