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进行文化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什么?就是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要有标准。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标准。核心价值要很长时间稳定的,但是文化的其他很多东西,是要经常调整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现在国学热,当然我们要重视传统,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搞一些大型的公祭,这不代表我们的传统。我倒是老觉得应该拿公祭的钱来提供一点公共文化服务,这个可能要比公祭好一点。比如说提供这个读书啊,或者是提供学校的教育啊,总比花那么多钱搞一个大的博物馆供少数人看要好。文化产品也有优先供应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顺序。大家一选就选形象工程,不管是什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凡是能够给我带来形象工程的,就先干,剩下的统统不干。我们全国有23%以上的县级图书馆,图书馆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每年一分钱的图书预算都没有,那你盖那个图书馆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调整的部分文化。我们要发展创造性的文化。其实国学和创造性的文化比起来的话,我认为创造性的文化比国学更重要。因为国学,作为我们一个传统,在今天能够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文化的创造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只躺在老祖宗的习俗和历史遗产当中。现在我们中央领导出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张艺谋电影里面有好多色情的镜头,贾樟柯全是讲文革的臭事,想要拿什么东西出去啊。现在明星那么明,那么亮,你拿什么作品去?乾隆皇帝送给外国也是送孔子那一套东西,你现在还送那一套东西吗?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弘扬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只是靠传统文化来生存,这不是就有点社会主义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得到体现啊?
第五,我们的干部应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我总结了一个管理当中的悖论,叫做素质最差者代表企业形象、组织形象。企业当中做第一线服务的员工,在整个企业当中素质相对要差。大家有没有想过,谁代表共产党的形象,谁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村干部是不是,城管人员是不是,普通的公务员是不是,他们代表我们党的形象,代表我们政府的形象。你怎么派素质相对差的人来代表你的形象呢?这是一个悖论。现在好多人很关心那些大官员、中央的东西,这没错,我认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基层的素质如何提高,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形象。他们如果不提高的话,中央领导做得再好,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还是有缺陷的。
第六,我觉得现在的管理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我跟好多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他们都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体制,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我们大的体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具体的管理需要调整。举例来说,如中央电视台在几十年前没有赚到钱,我们用行政的方式来管它还可以,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利润最丰厚的机构之一了,那么你怎么样管它?必须用现代的方法来管。
第七,青少年的教育的问题待解决。这是我们文化想做的任务,但是没有做到位。比如我们要重视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没有纳入教育体制,但是幼儿园实际上是儿童很重要的一个受教育的阶段。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些大学生都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他们现在又面临着很多压力,有很多心理问题。所以我认为大学应该坚决实行导师制。我觉得像北大那些学生,都是各省市的状元,一到北大来,马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历来没有考过第三名,到北大一来,一下子就掉到第25、第30、第50名,心里面马上就变得悲观。有一半的状元心里绝对受不了,这个就需要心理教育,所以我觉得大学有必要实行导师制。另外,我觉得应该寓教于乐。假如你想干一个寓教于乐的事情,我认为应该让这个事情本身很快乐,然后在尽可能的快乐当中,加入一点教育的素材。有没有看过美国的海底总动员?那种片子是真正寓教于乐的,人家首先要让人快乐,然后里面又有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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